文｜野口悠紀雄
1972年，我結束在耶魯大學的留學回國，被任命爲大藏省證券局業務課的次席課長助理，主要與證券公司中負責對接大藏省事務的“負責人”打交道，我負責對接野村證券、山一證券、日興證券三家證券公司。
我常常從機關圖書室借來《美國經濟評論》堆放在辦公桌上。證券公司人員見到如此“特立獨行”的課長助理，想必一定心生詫異。
當時，美國的證券公司正謀求獲得進入日本證券業的牌照，這一事務也由我負責。我與這些美國公司的交流反而更加順暢。
一年後，我轉任主計局調查課主席課長助理。自在建設省工作時起，我就高度關注預算編制方式的改革問題，因此對這項工作充滿幹勁。
社會保障政策能否實現有效管控？
在主計局調查課期間，我的一項重要任務是制訂中期財政計劃。
此前不久，老年人醫療費用免費政策已在許多地方政府推行。在田中角榮內閣的領導下，1973年被稱爲“福利元年”，因爲這一年創設了老年人醫療費用支付制度。社會各界普遍期待將高速經濟增長的成果回饋於社會保障領域。與此同時，日本社會的人口老齡化趨勢已逐漸顯現。如果將不斷出臺的社會保障政策一一落實，未來財政發生危機幾乎是必然結果。
這種危機感在主計局內部極爲強烈。因此我們達成共識，在控制社會保障支出的前提下，制訂中期財政計劃。當時的聯邦德國已開始推行財政計劃，日本也以此爲參照，着手構建本國的中期財政規劃體系。
然而，這一嘗試因石油危機的突然爆發而被迫中止。中期財政計劃暫時擱置，如何應對日益高漲的物價成爲壓倒一切的緊迫任務。我的工作也轉而聚焦於爲國會委員會準備各類答辯材料。
即便當時能夠順利引入中期財政計劃，後續社會保障支出的增長或許也難以完全遏制。但至少，可以避免當下日本支出膨脹、財政缺乏支撐的局面。
石油危機的爆發
1973年10月，石油危機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中爆發。此次戰爭起因於埃及和敘利亞對以色列先行發動的攻擊。當時，阿拉伯世界普遍拒絕承認以色列的存在。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導致石油價格飆升。以石油爲主要能源的發達工業國家，因進口成本大幅上升，各類產品和服務的成本普遍上漲。
彼時，全球原油產量中，中東產油國佔據極高比重。日本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度尤爲突出。據多項資料顯示，1973年日本進口原油中約80%來自中東阿拉伯國家。一旦遭遇禁運，日本經濟將陷入停滯。
因此，日本政府不惜一切代價，迅速轉向親阿拉伯的外交政策，全力保障石油供應，將石油安全視爲高於一切的首要任務。
日本政府對石油危機的應對極爲迅速。預算方針由“福利元年”迅速轉向總需求抑制，所有在建公共工程全面叫停。
貨幣政策同樣急速收緊，貼現率由4.25%上調至9.00%（當時主要通過調整貼現率來實施貨幣政策）。
國內各類節能措施相繼出臺，政府機關的電梯停運一半左右，走廊照明部分關閉。社會上還出現了搶購衛生紙等現象。
英國深陷“英國病”，日本成功克服危機實現增長
面對生活成本的急劇上漲，工人普遍要求提高工資，工資水平大幅上升，進一步加劇了經濟困境。美國、法國、意大利等國普遍實行工資與物價掛鉤制度，這一現象尤爲突出。
所謂工資與物價掛鉤制，是指在通貨膨脹環境下，爲保障實際工資不縮水而設立的制度。但在石油危機等外部衝擊導致物價急劇上漲時，該制度容易導致工資增長超過生產率增長的幅度，而且，若企業能夠將成本轉嫁至產品價格，通脹率將進一步被推高。
英國雖然沒有工資與物價掛鉤的制度安排，但是在通貨膨脹加劇的時候，工會爲維護實際工資而強烈要求大幅加薪，並多次發動大規模罷工，導致衆多企業停產。石油危機後，英國經濟陷入工資與物價的惡性循環，患上了所謂的“英國病”。
大規模罷工幾乎使經濟活動陷入癱瘓，企業生產率持續下降，這進一步抑制了經濟增長，削弱了英國的國際競爭力。
英國政府爲了遏制通貨膨脹，曾嘗試推行價格和工資管制政策，但是在政治動盪中喪失了社會支持，政策效果有限。
1979年，瑪格麗特·撒切爾出任首相，開始大力推進抑制通脹、促進經濟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等改革舉措。
在撒切爾政府的領導下，英國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縮減公共部門，推進私有化改革，工資與物價的惡性循環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英國在這一時期的經驗，對於理解物價與工資惡性循環對國家經濟的影響，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日本：石油危機下的“優等生”
石油危機期間，幾乎所有發達工業國家均遭受了嚴重衝擊，且持續時間較長。然而，日本卻較早地走出了危機陰影，並在此後實現了超越歐美國家的經濟增長。
爲何會出現如此顯著的差異？我們有必要回顧20世紀70年代的歷史。
當時在日本，終身僱傭制已經普及，勞動者普遍具有強烈的企業歸屬感，因此過度的工資上漲得以有效抑制。由於工會是以企業爲單位組織起來的，這就形成了“工資如果漲得過高，企業將陷入困境”的企業一家主義邏輯。
需要指出的是，企業一家主義並非在所有情形下都成立，但在這一背景下，確實有力地遏制了過度的工資增長。正因如此，日本得以抑制工資增長，從而成功應對了石油危機的衝擊。這也被認爲是日本能夠將石油危機的影響控制在遠低於歐美國家水平的主要原因。
石油危機宣告了日本高速增長時代的終結。以廉價原油爲支撐、以製造業爲核心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再有效。雖然這一變化本應對日本經濟造成巨大沖擊，但日本順利實現了轉型和調整。
1973年，日本物價上漲了20%，工資也同步提升，因而實際工資水平得以維持。日本較早擺脫了石油危機的影響，之後實現了高於歐美國家的經濟增長。
成功埋下失敗的種子
1973年，石油危機使日本的能源供需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原油價格再次大幅上漲。不過不久後物價趨於穩定，日本又一次實現了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國際地位不斷提升。
日本之所以沒有步英國的後塵，主要原因在於石油價格的上漲並未直接轉嫁爲工資增長。英國則持續加薪，嚴重的通貨膨脹令經濟陷入衰退。
日本工會普遍認同企業與員工“同舟共濟”的理念，認爲若過度加薪，企業與員工都將受損，因此主動抑制工資增長。這也是本章所述的“1940年體制”積極作用的體現。
日本通過成功抑制工資上漲，進一步鞏固了其在發達國家中的地位。然而，這種成功也導致人們對日本模式的過度自信，反而成爲其後應對全球經濟結構劇變的障礙。
日本在克服石油危機後信心倍增，國際地位持續上升。泡沫經濟破裂前的約20年間，日本迎來了黃金時代，日本人以往的謙遜心態也逐漸消失。
與此同時，日本獨特的經濟體制獲得了全球廣泛讚譽，20世紀80年代“日本第一”的評價成爲主流。
日本社會也普遍認同日本模式的優越性。然而，正因如此，日本未能及時應對其後世界經濟的巨大變革，如中國的工業化與信息技術革命。
從這個意義上說，石油危機也成爲日本長期衰退的原因。成功反而埋下了失敗的種子，這正是從長期視角解讀石油危機的最大意義所在。
總結
1.日本高速增長始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名義GDP（國內生產總值）和名義國民收入每五年就幾乎翻一番。“收入倍增計劃”並非空想，而是切實可行的目標。
2.家電和轎車的普及，極大提升了民衆生活水平，道路、下水道等社會基礎設施建設也迅速推進，生活環境與城市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3.高速增長常被歸功於通商產業省的經濟統制（“日本株式會社論”），但實際上，戰時引入的終身僱傭等僱傭體系、以直接稅爲主的稅制，以及大藏省與日本銀行的資金調控機制發揮了關鍵作用。此體制可被稱爲“1940年體制”。
4.進入大藏省工作後，我親眼見證了戰時體制與戰後體制的連續性，也得以從內部觀察“1940年體制”的真實面貌。
5.1964年東京奧運會成爲日本躋身發達國家行列的重要標誌性事件。
6.在美國留學期間，我得到馬爾沙克教授的認可，從而選擇了學術道路。
7.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給日本帶來巨大沖擊，但“1940年體制”有效抑制了過度加薪，使日本成功挺過危機。
《鏡鑑日本：日本戰後80年經濟史》
[日]野口悠紀雄 著
查天欣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26年3月
（本文摘自《鏡鑑日本：日本戰後80年經濟史》；編輯：許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