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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粟裕在解放戰爭中所指揮打的那些著名之仗，會發現有不少仗在指揮實施過程中，曾遇到過這樣那樣的“卡”，時不時的會冒出來一些“老資格”，或是摔電話或是提出質疑。但很有意思的是，在淮海戰役那樣空前的大決戰中，按說遇到各種“卡”或阻力可能會更大更多些。但爲何這種情況並未發生，反倒淮海戰役成了粟裕整個軍旅生涯指揮關係最爲順暢的一場戰役呢？
第一，粟裕在戰役指揮中遇卡情況述略。
首先，戰爭是人與人生死之間最高形式的博弈。在戰役實施過程中有不同觀點意見是難免的。這一點，包括彭德懷、林彪、劉伯承、徐向前這樣著名的元戎一級，他們在指揮生涯中也都曾有過遇卡情況。彭老總打西府隴東戰役的時候，其麾下主力縱隊一縱的司令員和政委都表達了嚴重的質疑和不滿；林彪二戰四平的時候，在繼續打與趕緊收兵的問題上與部下也曾有過不同意見；徐向前在打臨汾的時候，一些部下曾主張撤圍，致使戰役一度到了打不下去的程度，最後還是朱德總司令專門給予支持才繼續打下去。
當然，相較以上幾位而言，在戰役實施中遇卡情況以粟裕爲更多一些。我們不妨大致梳理一下。
打七戰七捷的時候，關於外線出擊還是內線殲敵，作戰重點用兵到底在哪個方向，包括淮南5旅如何使用等問題，粟裕曾與陳毅發生過反覆的爭論。
打宿北戰役的時候，一向對部下較溫和的粟裕，曾對某個縱隊打戰役要點人和圩不滿，甚至對該縱隊司令動怒說了狠話。
打魯南戰役的時候，關於是在蘇北用兵還是回師魯南殲敵，也有過不同聲音。當然並不是網上說的陳士榘否定了粟裕打74師，纔有了魯南戰役之說。包括魯南戰役後期打棗莊總攻的時候，到底是陳士榘指揮還是粟裕指揮，現在還莫衷一是。（這兩個問題帥克以後有機會在作一全面解讀分析）
打孟良崮戰役的時候，軍迷們都知道有個老資格的縱隊司令對粟裕用兵和指揮不滿，於是有了摔粟裕電話之說。
打南麻臨朐戰役的時候，戰後譚震林曾給粟裕寫了一封比較嚴厲批評的信，而陳毅曾對這封信表示認可。
打豫東戰役第二階段睢杞戰役的時候，不僅是中原野戰軍劉陳鄧似嫌粟裕“殲擊企圖太多大大”，包括華野前指內部都有不同意思，以至於粟裕上報作戰方案時只有粟裕、陳士榘、張震三人簽名。
濟南戰役的時候，戰役籌劃階段宋時輪曾對賦予他的作戰任務表示不滿，甚至中途退會；戰役快開打及實施過程中，粟裕與許世友關於用兵問題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
之所以粟裕指揮遇卡較多，帥克以前也作過分析。主要是基於這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由副司令擔綱戰役指揮主責的特殊性與複雜性所引發的。二是由華野部隊沿革構成的特殊性與複雜性所引發的。三是由華野的作戰任務和地域不斷變化調整的特殊性與複雜性所引發的。
第二，粟裕爲何在淮海戰役中指揮最爲順暢？
首先，這是由曲阜會議強化紀律性華野全軍必須聽粟裕指揮所決定的。
1948年10月上旬華野前委召開的曲阜會議，是一次極爲重要的會議。這次會議，一是傳達了中央“9月會議”的精神，二是強調了華野的組織紀律性問題，三是研究籌劃了淮海戰役的作戰方案。其中把強化組織紀律作爲一個重要議題，既是中央“9月會議”精神的基本要求，也是華野部隊急需解決的一個現實問題。爲把會議開好，華東局書記、華東軍區政委饒漱石受中央委託，專門到會主持會議。戰爭年代強調紀律性，首當的便是軍令意識。而恰恰華野在這方面不時出現一些問題。於是饒漱石在會議上特別指出：
“中央對各兵團服從中央、服從前委的領導有所瞭解，曾反覆指示（華野）全軍要服從粟裕同志的指揮。可是有些同志竟鬧無紀律無政府的現象，不尊重前委的領導，不服從粟裕同志的指揮。中央責成華野前委要開這一次會議，展開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的鬥爭，加強紀律性來保證勝利。”
饒漱石把話說到這個份上，他可是受毛澤東主席和中央軍委的委託，來主持華野前委的這次擴大會的，他可是華東局的一把手書記。所以，尊重粟裕的指揮、維護粟裕的指揮、服從粟裕的指揮，已不僅僅是軍令的問題，而是已前所未有地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試問哪個將領在這種政治要求下，還敢漠視粟裕指揮的權威性與強制性呢？
其次，這是由華野的戰役指揮交粟負責的歷史性與強制性所決定的。
1946年10月15日，毛澤東主席和中央軍委給山東野戰軍和華中軍區的領導人，發出了那個著名的“戰役指揮交粟負責”的電報。粟裕對華東戰略區的戰役指揮權責問題便由此奠定。在執行和落實的過程中，儘管如前面所說經常會遇卡。但每到關鍵時刻，主席和中央軍委又總是給粟裕以有力的支撐，包括宿北戰役的時候，主席置別人的作戰方案於不顧，專門提出要粟裕拿出作戰計劃；包括七月分兵後，針對嚴峻的戰事專門要求陳士榘等粟裕到西兵團後再打機動作戰；包括濟南戰役把攻城總指揮給了許世友，但同時強調“全軍指揮，由粟裕擔負”。
有的人總是強調“戰役指揮交粟負責”，是有一個在陳統一領導之下的前提，負責的也特指的是淮海地區的作戰行動。但卻忽略了是陳毅建議的“軍事上由粟多下決心”，更何況陳毅是一個講政治的人，他知道中央明確戰役指揮交粟負責的政治含義，而他首先有個帶頭執行和落實的問題。更何況，主席當時這個指示主要是給山東野戰軍的陳毅和華中軍區另外幾個大佬共6個人的。這6人中，領導野戰軍工作的僅只是時任山東野戰軍司令的陳毅和華中野戰軍司令的粟裕、政委譚震林3人。
我們再看一下隨後成立的華東野戰軍，三巨頭還是陳毅、粟裕、譚震林這三人。我們說，當時的指示主要對的是野戰軍系統的陳粟譚這三個人，整編後的華野主要領導還是這三人，你怎麼能說這個指示沒有連續性不管用了呢？如果讓主席和中央軍委對陳粟譚這三人，再強調一遍“戰役指揮交粟負責”，那麼你也太低估陳毅和譚震林的政治意識和和軍令意識了吧！
再次，這是由決定命運的大決戰誰也不敢漠視軍令出閃失所決定的。
在主席將粟裕最初提出的淮海戰役首打目標改爲黃百韜兵團後，華野上下便知道這次戰役的規模和分量了。而隨着戰局不斷演進，小淮海演變爲決戰決勝的大淮海，變成空前的大決戰，於我軍這些在戰爭中摸爬滾打了幾十年的縱隊和師一級的領導們，他們當然很清楚這場大決戰的政治意義和軍事影響。而在這種大的戰略環境和戰場態勢下，共產黨軍隊的將領們向心力和凝聚力是毋庸置疑的。於是，我們看到，淮海戰役打了兩個月，戰役階段不斷演進，兵力部署不斷調整，作戰任務不斷變化，但我們看到粟裕的軍令非但沒有遇卡，而是不打折扣地堅決執行。於是，我們看到，淮海戰役打到十多天的時候，華野給軍委和劉陳鄧的一份電報中這樣說道：
“部隊旬餘日來均已全部參戰，傷亡不一，大致5千以上爲8、9縱，4千以上爲4、13縱，3千以上爲10、6、1縱，2千以上爲3、魯、11縱，千人以上爲2、7、11（王張）縱（均因行動連續作戰，無精確統計）。部隊因連續行動、追擊、攻擊，確已相當疲勞，但士氣仍高。”
華野參戰前各個縱隊的實力大致在2萬至3萬人，打了十多天，有的縱隊傷亡高達5千人以上了，按說這個戰損一般不宜再打下去了，應當立即進行休整補充。結果是各個縱隊“士氣仍高”，並無任何怨言。這一方面說明縱隊司令們政治覺悟和決戰意識普遍提高，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們對粟裕指揮的高度服從與認可。否則傷亡到這個程度，非得找個理由給你撂挑子不可。
第三，粟裕戰役指揮遇卡與順暢有哪些啓示？
分析研究粟裕戰役指揮遇卡，而在淮海戰役的大決戰中又十分順暢，可給我們很多啓示。
一是遇卡是客觀的，是由各種複雜的因素所積聚的。這之中既有部隊沿革構成的複雜性，或者說“山頭”因素，也有作戰任務地域不斷變化調整的因素，還有仗一時打不好的反向助推作用。特別對粟裕這個以副司令員的身份負責戰役指揮，這給本身複雜的因素添加了更大的不確定性。基於此點，逮住粟裕的某一戰役遇卡，便斷章取義或放大，這顯然是不可取的。
二是要相信共產黨高級將領的政治意識和軍令意識，關鍵時候他們是不會掉鏈子的。共產黨的軍隊從三灣改編到古田會議，無一不是注重加強黨領導軍隊，無一不是注重強化部隊的革命性與紀律性。因此，我們纔看到許世友在孟良戰役籌劃時雖表達了不滿，但在戰役開打後一點也不含糊，打得十分堅決鐵血；宋時輪在濟南戰役初始用兵上也很是不滿，但在戰役實施中他仍能指揮西集團勇克濟南城。所以，你不要懷疑這些高級將領們的軍令意識，他們的這根弦始終繃得很緊，即便稍有松馳也會立馬實現自我調整。
三是要相信共產黨的軍隊在解決這方面問題的政治智慧，他們會有各種辦法消彌這種無紀律現象的掣肘。毛澤東主席和中央軍委對華野戰役指揮上存在的一些現象，特別是粟裕指揮遇卡問題，可以說是明察秋毫。一方面通過具體的電報指令來強化粟裕指揮的權威性，另一方面以曲阜會議委託饒漱石來專門解決該問題，這是十分高超的。要知道，一旦上升到政治高度來認識軍令問題，再加上軍令本身的強制性，這個問題便絕對不在話下。最終，曲阜會議在淮海戰役實踐中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可以說它爲粟裕十分順暢地指揮淮海戰役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加持作用。#頭條深一度##知識新發現##帥克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