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孩子休學在家時，如何與孩子在這段特殊時期“安然共存”，共同面對挑戰、調整家庭節奏，並找到前行的新方向，是當前家長最迫切需要知道的答案。
文|玄圭 專家支持|李瑛（國家兒童醫學中心、北京兒童醫院心身醫學科帶頭人）
“我以爲孩子的成長會是一路歡歌，直到休學那天，他沉默地收拾書包，整個世界安靜得可怕。”一位母親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當前，青少年休學問題引起廣泛關注。國家心理健康和精神衛生防治中心、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等權威機構聯合發佈的《2023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報告》顯示，小學生因心理健康問題休學的情況需要關注，且部分休學經歷可能並非學生主動選擇。
孩子按下學業暫停鍵的那一刻，往往是父母驚慌失措、家庭秩序被打破的開始。家庭不得不從慣常的“學業衝刺”模式中抽身，直面那些被長期忽略的課題：如何與情緒共處、如何與孩子重建聯結，以及如何在不確定中重新尋找家庭、愛與付出的節奏與意義。只有解決這些問題，家長和孩子才能夠在休學這個特殊時期安然共存，找到出路。
是“治好”孩子，還是陪伴共存
孩子休學後，許多父母的第一反應是“必須儘快治好他”，李靜便是如此。兒子小宇被確診爲中度抑鬱症後休學在家，李靜不得不辭去工作，全力撲在他的“康復項目”上：制定嚴密的作息表，瘋狂研讀心理學書籍，動用所有人脈尋求專業幫助。
“最初幾個月，我像對待一個項目那樣規劃兒子的康復計劃。”李靜說，“每天的作息表精確到分鐘，近乎瘋狂地購買心理學書籍和課程，做夢都是在解決孩子的問題……”然而，這種以治癒爲目標的全力以赴往往適得其反。因爲父母這樣做，孩子感受到的不是愛，而是更大的壓力和被審視的窒息，反而更加封閉。當孩子沒有如願“好轉”時，父母很容易陷入自責。
對此，北京兒童醫院心身醫學科帶頭人、拒學門診副主任醫師李瑛博士認爲：“如果全家都以治療孩子爲中心，孩子的心結可能越來越解不開。家長可以選擇不再關注或談論孩子上不上學的問題。當父母真正接納孩子的時候，孩子會自然而然地向你靠近。”
看到這段話，李靜忍不住哭了。她想起前段時間，丈夫也建議她不要成天圍着孩子轉，可以出去逛逛街或跟朋友去旅遊。自從辭職後，李靜就再沒有過社交。那一刻，她決定試試。
李靜開始主動邀閨蜜去看電影，回家時買了小宇愛喫的冰激凌蛋糕，當她準備進門時，發現小宇的房門破天荒地虛掩着。“進來吧！”兒子發現了站在門外的李靜。只見他坐在地上，正專注地拼樂高積木玩具。那是他12歲時，小姑送的生日禮物，也是他之前最愛的玩具。這是小宇休學一個多月來，第一次主動做一件事，李靜心潮澎湃。但她沒有像往常一樣詢問或建議，而是在徵得小宇的同意後，安靜地坐在他旁邊，拿起一本繪本看了起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需要的不是治好他，而是學會與他同在。”與此同時，李靜承認並接納了自己的侷限性：“我不是心理專家，也不是教育全能者，我只是一個愛孩子的普通人。”在心理老師的建議下，李靜試着放下對完美父母的執念，開始實踐英國心理學家溫尼科特提出的“足夠好的母親”概念。每天睡前，她會回想今天一件做得不錯的小事，練習自我寬恕。她還有一個小本子，專門記錄兒子任何微小的積極表現，不關乎學習，只關乎生活本身：今天比昨天多喝了半碗湯，多說了兩句話，不再拒絕朋友打來的電話……
與李靜從高強度“治療”中後撤的路徑不同，另一位母親常小英則從一開始就致力於構建一種穩定、低壓的共存節奏。因爲女兒休學，常小英也選擇了辭職回家，在經歷了與李靜類似的心路歷程後,開始精心爲自己和女兒設計無壓力的固定連接點：每日問候、共同準備晚餐、一起看紀錄片。她還在客廳與陽臺連接處設置了一個“自私角”，在那裏看書、刷劇，甚至重拾編織的愛好。“當我放鬆下來，孩子反而開始慢慢地向我敞開心扉。”兩位母親的實踐表明，放下“拯救者”的重擔，成爲孩子的“同行者”，是走向安然共存的第一步。
是“全程陪護”，還是重新找維度
當父母放下“必須治癒”的執念，反而能夠爲家庭找到更可持續的、“足夠好”的解決方案。無需全程陪護，而是重新定義陪伴的質量和維度。
深圳的張威遠夫婦都是互聯網公司的中層管理者。女兒休學後，他們接受了自己“無法做到完美”的現實，轉而尋找“足夠好”的解決方案。夫妻倆迅速調整工作時間，確保每天至少有一人在家；週末節假日，他們則完全交給家庭，不做任何與工作相關的事務；張威遠還請了一位心理學研究生，每週三次陪伴女兒進行輕度學習和活動。“我們學會了在有限的條件下創造無限的愛。”張威遠說，“重要的不是陪伴的時間長度，而是陪伴時全程在場。”
共存不僅在於時間的分配，更在於內容的拓展。休學讓家庭有機會重新發現被學業擠壓的生活維度，李靜開始重拾定期與閨蜜看電影、喫飯的興趣，還開始嘗試製作甜點；常小英則每天花兩小時織毛衣、打理菜園。通過這些非言語表達和純粹個人興趣的活動，她們療愈了自己，也讓親子關係更爲和諧。
保持與學校的適當連接是共存期的另一個關鍵維度。李瑛說，休學不意味着與學校完全割裂，家庭可以使用《心身治療家庭計劃表》和《行爲觀察記錄表》，通過共同約定非學習性的文娛活動（如閱讀、運動），幫助孩子建立結構感，實現從“在家”到“在校”的過渡。
“每週計劃的原則是共同約定，前期以興趣爲主，約定事件要儘可能小，執行成功的概率纔會更高。”李瑛說，這兩張表格都是爲了讓孩子能找到在家和上學之間的中間狀態。“當孩子的情緒基本穩定，能在父母的推動下做一些事情後，就可以開始恢復活動、走出家門了。”在這個階段，關鍵是找到孩子感興趣且能做的事情，比如上繪畫課、跑步、攝影等。先堅持做，循序漸進，保證孩子基本的活動量。
有些家長對治療抱有不切實際的期待。李瑛認爲，如果不能調整這種期待，家長可能會安排很多打亂孩子康復節奏的任務。正確的做法是在行動激活的基礎上，穩住已有的狀態，小步往前走。 當非學習性任務能夠完成得很好後，再嘗試慢慢接觸與學習相關的內容，如到圖書館看書、去校門口打卡。等孩子自身力量得到一定恢復，再嘗試過渡性上學，比如每週選幾天或幾個半天去學校，之後在這個基礎上再一點點加碼。
是“個人危機”，還是系統調整信號
休學像一面鏡子，映照出當代家庭和教育系統面臨的深層挑戰。將休學僅僅視爲孩子的個人危機或家庭的問題，或許窄化了它的意義，更積極的視角是將其視爲一個需要家庭系統調整並爭取獲得外部系統支持的信號。
高二時，因嚴重焦慮和抑鬱，任竹晞被迫休學一年半。那段時間，她形容自己“像是被困在透明的容器裏，看得見世界卻無法觸及”。在母親的陪伴和專業心理諮詢的幫助下，任竹晞逐漸恢復，不僅重返校園，更在兩年後考入清華大學。大三那年，她選擇休學兩年，加入國際青年組織，參與海外志願者項目。2019年，任竹晞與幾位朋友一起創立了專注於支持休學青少年的“一出學社”。
“人生就是走走停停。”這是寫在“一出學社”牆上的一段話。任竹晞說：“教育的終極目標不是填滿標準答案，而是點燃內心的火種。”當孩子們不再爲必須考上北大、清華而活，當他們敢說“我想做快遞員”或“我要擺攤賣小飾品”時，教育的本質也自然顯現——那不是淘汰，而是讓每顆種子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土壤。
6年來，200多名孩子從“一出學社”畢業，60%重返校園，30%留學或創業，其餘10%創業或實習。“你看，所有曾經休學的孩子都找到了更適合自己的路，沒有一個應驗父母曾經的擔憂。”任竹晞說。
如果家長能將休學從個人危機視角轉向系統調整與發展視角，這件事就具有了更深遠的意義。中國的教育系統和心理健康服務正在逐步回應這一日益突出的需求。2023年，教育部等部門聯合印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明確提出要“完善心理危機干預體系”“加強對休學復學學生的支持保障”。
北京市部分學校試點“彈性學制”，允許學生在保留學籍的情況下調整學習進度；上海市建立了“學校—家庭—社區—醫療”四位一體的心理支持網絡；浙江省推出了針對休學學生的“陽光返校計劃”，提供過渡性課程和同伴支持。
國際上也有許多可借鑑的做法。芬蘭的“靈活基礎教育”模式允許學生根據自身情況調整學習節奏，學校配備專業的學生關懷團隊；新加坡的“整體支援框架”整合了教育、衛生和社會服務，爲有需要的學生提供無縫支持；澳大利亞的Headspace（頂部空間）項目在全國設立了100多個青少年心理健康中心，長期提供免費諮詢和支持。
一位曾經歷過孩子休學在家又成功復學的心理工作者，想送給正處於這段旅程中的學生家長三句話：“第一句給自責的你—孩子休學不是你的失敗，而是整個系統需要調整的信號；第二句給疲憊的你—照顧好自己不是自私，而是可持續陪伴的前提；第三句給迷茫的你—這段旅程沒有標準地圖，但每個家庭都能找到自己的路徑。”
養育從來不是一場關於完美的證明，而是一段關於陪伴的旅程。當孩子暫停奔跑時，或許正是整個家庭學習新節奏的契機——不是高速前進的進行曲，而是允許暫停、允許沉默、允許不完美的溫暖旋律。在這段不得不慢下來的時光裏，家庭有機會重新發現那些被此前生活遮蔽的本質——無條件的愛、真實的情感連接，以及對多元成長路徑的包容。而這，正是家長與孩子在休學期間安然共存、共同走向未來的最優選擇。（除李瑛、任竹晞外，其他人物皆爲化名）
來源：《婚姻與家庭》2026年1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