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3 月 25 日，中國計算機學會（CCF）發佈了一份措辭嚴厲的聲明，直指 NeurIPS 在今年徵稿通知中新增的一項規定：禁止受美國製裁機構名單中的部分組織參與投稿。聲明不僅“堅決反對”，還做了兩件過去罕見的事：號召全體中國計算機領域科學家自覺抵制 NeurIPS 的一切學術服務和論文投稿，並明確警告，如果 NeurIPS 不及時糾正，CCF 將把它從《中國計算機學會推薦國際學術會議和期刊目錄》中移除。
圖丨相關公告（來源：中國計算機學會）
對國內 AI 學術界來說，NeurIPS 被列爲 CCF 人工智能方向的 A 類會議，與 ICML、ICLR 並稱“機器學習三大頂會”，是博士畢業、教職申請、基金評審中分量最重的學術成果標籤之一。將它移出推薦目錄，等於在制度層面否認其學術權威性。這是 CCF 手中最重的一張牌。
事情要從 NeurIPS 2026 的徵稿通知說起。今年 3 月下旬，NeurIPS 官網更新了 2026 年度主會場投稿指南（Main Track Handbook）。在“受制裁機構”一節中，出現了這樣一段表述：NeurIPS Foundation 與所有在美國法律管轄範圍內運營的實體一樣，依法必須遵守美國的制裁及貿易限制規定；根據相關法規，禁止向代表受制裁機構的個人提供各類“服務”，包括同行評審、編輯及出版服務；因此，NeurIPS 無法接收或刊發來自這些機構的投稿。
文件末尾附上了一個鏈接，指向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簡稱 OFAC）的制裁名單查詢頁面。
圖丨相關表述（來源：NeurIPS）
這段文字並不在徵稿通知的顯眼位置，而是嵌在一份長篇技術指南中。據報道，它是被國內研究者在仔細閱讀投稿要求時發現的。消息當天在國內 AI 學術圈快速傳播，引發廣泛討論。
OFAC 的制裁名單與大多數人更熟悉的美國商務部“實體清單”（Entity List）有所不同。實體清單由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BIS）管理，主要限制的是技術和產品出口；而 OFAC 制裁名單由財政部管理，限制範圍更廣，涵蓋金融交易和各類“服務”的提供。
NeurIPS 給出的鏈接指向 OFAC 的統一制裁名單查詢工具，該工具覆蓋了 SDN（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特別指定國民）名單、NS-CMIC（非 SDN 中國軍工複合體企業）名單等多個子名單。
在這套體系中，能搜索到的中國科技企業遠不止華爲一家，如三大運營商、海康威視、中芯國際（SMIC）等同樣在列。這些企業中有不少設有 AI 研究部門或與高校開展聯合研究，它們的研究人員如果以企業身份投稿，都將受到這一限制的影響。具體哪些名單下的哪些實體會被 NeurIPS 視爲“受制裁機構”，徵稿通知中沒有做更細緻的說明，這本身也給受影響的研究者帶來了額外的不確定性。
實際上，除了中國的部分企業和機構，OFAC 制裁名單還涵蓋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實體，如俄羅斯、伊朗、朝鮮等國的大量組織。換句話說，NeurIPS 這次寫入規則的限制並非專門針對中國，而是一項“普適性”的合規措施。但考慮到中國研究者在 NeurIPS 中的巨大存在感，其衝擊遠超其他國家。
過去幾年，中國機構在 NeurIPS 上的表現持續攀升。在 NeurIPS 2024 上，中國高校佔據了論文錄用數量前 20 名中的 8 個席位，浙江大學更是超過 MIT 成爲錄用論文最多的機構。到了 2025 年，NeurIPS 收到的有效投稿達到 21575 篇，其中來自中國的比例持續增長。
北京大學和字節跳動的聯合團隊、阿里千問團隊還分別獲得了前兩屆 NeurIPS 的最佳論文獎之一。中國學者不僅是 NeurIPS 最重要的投稿羣體之一，也是審稿人、領域主席等學術服務角色的主力。在這個背景下，任何涉及機構身份限制的政策，都會對 NeurIPS 和中國學術界兩方產生巨大的連鎖反應。
CCF 的聲明在三個層面表達了態度。第一，它明確反對 NeurIPS 將學術交流“政治化”，認爲開放、包容、平等、合作是國際學術界公認的基本準則，禁止特定機構投稿是對這些原則的違背。第二，它向全體中國計算機領域科學家和科研工作者發出倡議，呼籲自覺拒絕爲 NeurIPS 提供各類學術服務，拒絕向 NeurIPS 會議投稿。第三，它給出了一個明確的後果：如果 NeurIPS 不及時改正，CCF 將把 NeurIPS 移出推薦目錄。
從價值觀層面的反對，到實際行動層面的抵制，再到制度層面的“脫鉤”，三個層面層層遞進，與 2019 年 IEEE“審稿門”事件時 CCF 的反應相比，這次的力度明顯有所升級。
對於很多人來說，2019 年 5 月那次事件可能依然記憶深刻。當時，美國商務部剛剛將華爲列入 BIS 實體清單，IEEE 隨即發出內部郵件，要求旗下約 200 種期刊的編輯清退華爲背景的審稿人，禁止華爲員工在論文被接收前參與同行評審和編輯工作。
消息曝光後，北京大學教授張海霞第一時間發表公開信，宣佈退出所在的兩個 IEEE 期刊編委會；清華大學教授劉奕羣和劉知遠也先後聲明辭去 IEEE 學術職務，並要求學生停止向 IEEE 投稿。CCF 在 5 月 31 日宣佈暫時中止與 IEEE 旗下通信學會（ComSoc）的交流與合作。到了 6 月 2 日，中國電子學會、中國通信學會、中國人工智能學會等十家學會聯合發表聲明，稱 IEEE 的做法“是對科學家個人和機構的嚴重歧視，是學術交流發展中的嚴重倒退”，敦促 IEEE 立即糾正。
而那次事件的結局也非常戲劇性。就在十家學會聯名聲明發出的第二天，6 月 3 日，IEEE 在官網宣佈：經美國商務部說明，華爲及其子公司員工可以參加 IEEE 出版過程的同行評審和編輯工作。整個事件從爆發到收場，不過五天。IEEE 當時的解釋是，它向美國商務部諮詢了出口管制條例在同行評審方面的適用性，得到了“可以參與”的回覆。也就是說，IEEE 最初的禁令本身就是對法規的過度解讀。在國內外學術界的強烈反彈下，它迅速找到了臺階下來。
但這次 NeurIPS 的情況不同。NeurIPS 引用的不是 BIS 的出口管制條例，而是 OFAC 的制裁法規。兩者的法律約束力和適用範圍有本質區別。BIS 實體清單限制的是“出口”行爲，同行評審是否構成“出口”存在解釋空間，美國商務部當年也確實給出了“不構成”的說明。
但 OFAC 制裁限制的是向受制裁實體提供任何“服務”，而 NeurIPS Foundation 作爲在美國註冊的非營利組織，爲投稿者提供的同行評審、編輯和出版流程，確實可以被歸類爲一種“服務”。從法律層面看，NeurIPS 這次的合規邏輯比 2019 年 IEEE 的更難被推翻。
更關鍵的是，NeurIPS 大概也不是臨時起意。2025 年 9 月，就有學者在社交媒體上披露，NeurIPS 2025 已經因制裁原因拒收了來自俄羅斯機構的已錄用論文。蒙特利爾大學教授 Francesco Orabona 在 X 上轉發了相關 Reddit 討論，引發關注。
蒙特利爾大學博士生張鼎懷隨即質疑：“NeurIPS 僅僅因爲機構身份就拒收投稿，這合法嗎？就算合法，爲什麼不在投稿截止日期之前告訴大家？”這個問題在 2025 年沒有得到正式回答。到了 2026 年，NeurIPS 選擇在徵稿通知中提前寫明規則，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對去年“事後拒稿”爭議的回應，只不過，它回應的方式是把限制制度化，而非取消限制。
從 2019 年 IEEE 五天撤回禁令，到 2025 年 NeurIPS 悄悄拒收俄羅斯機構的論文，再到 2026 年把制裁條款直接寫進正式徵稿文件，學術出版機構對美國製裁法規的執行口徑一直在收緊，而且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難逆轉。
而 NeurIPS 和中國學術界之間的摩擦也不是第一次了。2024 年 12 月，在 NeurIPS 2024 的主會閉幕演講中，受邀嘉賓、MIT 教授 Rosalind Picard 在談及 AI 倫理時，發表了被廣泛認爲針對華人學者的歧視性言論，對華人羣體做出了不當的文化概括。
此事引發現場聽衆抗議，一位中國學生當場站起來禮貌但堅定地表達了反對。NeurIPS 隨後在官網發佈了一份“包容性聲明”（Statement on Inclusivity），承認 Picard 的言論違反了大會行爲準則，並表示已與其溝通。這一事件雖然與制裁無關，但它在中國 AI 研究者羣體中留下的觀感是：即便中國學者在 NeurIPS 上貢獻了大量的論文和審稿勞動，他們在這個社區中的被尊重程度，可能並沒有與貢獻成正比。
CCF 聲明中的三個動作有明確的遞進：反對、倡議抵制、威脅移出推薦目錄。最後一條最重。NeurIPS 目前是 CCF 人工智能方向 A 類會議，直接關係到國內高校的畢業要求和職稱評審。
一旦移出目錄，不只是 NeurIPS 在中國學術體系裏的地位會下降，某種程度上，可能也會倒逼國內研究者重新考慮投稿策略。2019 年 IEEE 事件期間，杜克大學教授陳怡然就說過，“看來是時候歐亞兩洲發起一個自己的 IEEE/ACM 了”。只是七年過去，這個想法仍然停留在想法階段。
CCF 聲明中也留出了對話的空間，“如果 NeurIPS 不及時改正錯誤”。只是，2019 年那次，IEEE 在向美國商務部求證後五天就撤回了限制。而 NeurIPS 這次援引的是 OFAC 制裁法規，法律剛性比 BIS 出口管制高出不少，NeurIPS Foundation 即便想尋求豁免，拿到一個有利說法的可能性也小得多。
但無論從何種角度而言，學術出版和學術會議一直被認爲是全球科學共同體中最不應該被政治干擾的領域。同行評審的基本邏輯是：論文的質量與作者所在的機構無關，評審過程應該是匿名和公正的。當一個會議明確表示“我們無法接收來自某些機構的投稿”時，它所動搖的不僅僅是那幾個機構研究者的利益，而是同行評審制度本身的信譽基礎。
IEEE 在 2019 年面對同樣的質疑時，曾援引一個先例爲自己辯護：它此前就曾因美國禁運要求，禁止古巴、伊朗、利比亞和蘇丹的學者向其出版物發表文章或擔任會議大會主席。這些限制因爲涉及的國家體量較小，長期未引起廣泛關注。直到 2019 年華爲事件和 2025 年 NeurIPS 拒收俄羅斯論文事件，制裁對學術交流的影響才真正進入公衆視野。CCF 聲明中的一句話可以概括這幾起事件：這是“將學術交流政治化”。
NeurIPS 2026 定於 12 月 6 日至 12 日舉行。從現在到投稿截止日，還有幾個月的時間。CCF 的聲明是否會促使 NeurIPS 重新審視其制裁條款，或者向美國財政部尋求關於學術出版服務的豁免意見，目前沒有任何官方信號。只是這次事件，恐怕不會像 2019 年那樣在五天內收場。NeurIPS 面對的不是一個可以簡單重新解釋法規就能化解的問題，而是一個根植於中美科技博弈大格局中的結構性矛盾。
參考資料：
1.https://neurips.cc/Conferences/2026/MainTrackHandbook
2.https://www.ccf.org.cn/Focus/2026-03-25/8659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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