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4年，我們目睹了一連串的“拍案驚奇”——俄烏衝突的戰火延燒了兩年多之後，烏克蘭突然攻入了俄羅斯境內，至今俄軍仍未擊退攻入庫爾斯克境內的烏軍；特朗普與死神擦肩而過，陷入巨大壓力的民主黨臨陣換將，卻依然沒能擋住他橫掃七個搖擺州，以及共和黨將參衆兩院“翻紅”；以色列把古早的傳呼機變成了暗殺黎巴嫩真主黨領導層的武器，令全世界都震驚於這種手法背後潛藏的“供應鏈戰爭”的可能性；臨近年末，韓國經歷了一場“閃電式”戒嚴，而千里之外的敘利亞阿薩德政權也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崩塌……
這個列表還可以繼續寫下去。
回顧這充滿“驚奇”的一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國際新聞中心推出“叩問2024”年終系列報道，與國內外重要的思考者們對話， 叩問波詭雲譎的世局變幻，尋繹時代車輪前行方向的線索。
如果說生活充滿了驚喜，那麼生活在中東就是充滿了驚變。過去一年，衝突、危機、戰爭風險、人道主義危機成爲盤旋在中東上空難以消散的陰霾。持續延宕的巴以衝突、突然爆發的黎以衝突以及敘利亞巴沙爾政府出人意料的垮臺，充分向世人展現了中東風雲變幻的主基調。
中東何以衝突不休？在地區問題相互交織和影響不斷外溢的局面下，如何推動地區實現和平穩定？明年乃至未來更長時間中東局勢將會如何變化？圍繞這些問題，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約旦侯賽因國王大學媒體與戰略研究系政治學教授哈桑·阿卜杜拉·達傑。
達傑表示，中東地區當前的複雜形勢有着深刻的歷史與社會因素，這導致各方缺乏基本的互信。再加上區域和域外大國在這一地區博弈加劇，也導致局勢變得更加錯綜複雜。國際社會應加大對中東和平進程的投入和支持，推動各方通過對話和協商解決分歧和衝突。
“同時，我們也應該加強國際合作和區域合作，共同應對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等全球性挑戰。”達傑說，“只有通過共同合作和持續不斷的努力，我們才能爲中東地區帶來和平、穩定與發展的未來。”
約旦侯賽因國王大學媒體與戰略研究系政治學教授哈桑·阿卜杜拉·達傑。 受訪者 供圖
敘利亞過渡成功或失敗都將爲地區“打個樣”
12月8日，“敘利亞沙姆解放武裝”領導的反對派武裝宣佈，反對派武裝已經控制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俄羅斯外交部同日宣佈，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當天辭去總統職務並與家人離開敘利亞，並於當地時間8日晚間抵達俄羅斯首都莫斯科。
這是12月8日在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拍攝的武裝人員。 新華社 發
從11月27日在敘利亞西北部地區突然發動大規模襲擊，到12月8日巴沙爾政府垮臺，敘利亞反對派武裝在短短12天時間裏實現了過去14年未能實現的目標，也令敘利亞這個處於中東十字路口的國家成爲中東和周邊局勢快速演變和本輪巴以衝突影響不斷外溢的最新“受害者”。
自2010年被“阿拉伯之春”波及、內戰爆發以來，敘利亞就淪爲區域和域外多方勢力博弈的戰場。達傑分析稱，巴沙爾政權出乎意料的快速垮臺是多重因素共同疊加的後果。他指出，一方面，過去14年裏，巴沙爾政權一直未能解決國內長期存在的腐敗和管理不善問題，一些關鍵資源也被反對派勢力掌控，“這導致了重要資源的枯竭和基本服務的崩潰。”同時，敘利亞這些年長期遭受美國和歐洲實施的經濟制裁，敘利亞經濟因此持續萎縮，貨幣大幅貶值，貧困率高企，“這導致敘利亞民衆對政權的支持崩潰”。經濟上的困難，又導致政府對軍方和安全部門控制力的削弱，這也是反對派在進軍途中幾乎沒有受到敘利亞政府軍打擊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自內戰爆發以來，巴沙爾政權可以說完全是依靠俄羅斯和伊朗等盟友的支持，才勉強維持了對敘利亞中部和南部地區的控制。但過去幾年裏，因俄烏衝突遲遲無法結束，俄羅斯不得不將更多力量投向烏克蘭；由於長期遭受制裁，伊朗對敘利亞的支持力度也大不如前；9月以來以色列對黎巴嫩真主黨持續的打擊，令真主黨分身乏術，這些都導致巴沙爾政權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能夠得到的外部支持持續減少，無力維繫對整個國家的控制。達傑指出，巴沙爾政權“正是在這些內外因素共同作用下走向了終結”。
更爲危險的是，巴沙爾政權的垮臺並不是敘利亞劇變的終點。在“敘利亞沙姆解放武裝”進軍大馬士革的同時，土耳其支持的“敘利亞國民軍”（SNF）與美國支持的、由庫爾德人領導的“敘利亞民主力量”（SDF）在敘利亞東北部發生衝突，SNF接連佔領曼比季等位於幼發拉底河西岸的城市，隔河與SDF對峙。此外，以色列12月8日起加大了對敘利亞的襲擊力度，並派兵佔領了被其控制的戈蘭高地的緩衝區，並進入敘利亞境內，外媒報道稱，以軍一度推進至離大馬士革僅20公里地帶。
12月10日，以穆罕默德·巴希爾爲看守總理的敘利亞過渡政府當日正式接管權力。據央視新聞報道，2024年1月，巴希爾開始擔任“敘利亞救國政府”總理。而“敘利亞救國政府”是在“敘利亞沙姆解放武裝”支持下於2017年成立的。
這是12月17日在敘利亞南部一村莊拍攝的以色列軍隊。 新華社 發（吉爾·科恩·馬根 攝）
“敘利亞新政權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在一個歷經多年衝突的國家中實現政治和社會穩定。”達傑表示，如果敘利亞過渡政府沒能解決導致2010年內戰爆發的根本問題，比如一些族羣無法獲得平等的對待、在重建國家機構的過程中出現安全真空導致極端組織等重新興起、過渡時期沒有遵循有效的司法政策等，“敘利亞再次發生內部衝突的可能性很高”。他警告說，如果新的領導層不能很快控制整個國家，並實施強有力的領導，敘利亞甚至有“成爲第二個利比亞的風險”。
他認爲，敘利亞過渡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建立一個具有包容性的政治體制，並通過公正的判罰實現司法和民族和解；新政府需要重新激活敘利亞的經濟，以爲敘利亞民衆提供就業機會和改善生活條件，“這有助於減少社會緊張局勢”；通過改革安全部門和建立遠離宗派意識或意識形態的國家軍隊實現國家穩定；通過實現國際關係的平衡和國家決策的獨立性，最大限度避免外國過度干涉敘利亞事務。“敘利亞實現穩定需要明智和勇敢的領導，需要能夠包容所有人的體制”
“敘利亞在實現穩定方面的成功可能是減少地區緊張局勢的起點，而持續的混亂可能會在該地區引發更多衝突。”達傑說道。並且，他認爲敘利亞在克服危機方面的成功或失敗將爲經歷類似情況的其他國家樹立榜樣。敘利亞的局勢並不是孤立於地區環境之外的，局勢的快速變化將直接影響中東的政治、安全和經濟平衡。
中東已成全球“不安全局勢中心”
除了敘利亞外，過去一年，中東不斷上演各種“拍案驚奇”的戲碼。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12月12日發佈報告稱，中東地區已經成爲全球不安全局勢的中心。
從地理上看，2024年中東的動盪呈現“多點開花”的局面。2023年10月7日爆發的本輪巴以衝突持續至今，停火談判至今陷於停滯。持續一年多的衝突不但造成巴勒斯坦加沙地帶超過4.5萬人死亡、10多萬人受傷，還令當地基礎設施嚴重損毀，百萬人流離失所，以色列對加沙地帶實施嚴酷封鎖更令地區陷入人道主義災難。
12月16日，在加沙地帶中部努賽賴特難民營，人們查看以軍襲擊後的建築廢墟。 新華社 發（裏澤克·阿卜杜勒賈瓦德 攝）
巴以衝突的外溢效應也不斷顯現。今年以來，由於以色列先後襲擊伊朗駐敘利亞大使館、暗殺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領導人伊斯梅爾·哈尼亞、炸死黎巴嫩真主黨領導人哈桑·納斯魯拉，在4月和10月，伊朗兩次對以色列發動襲擊，以色列也隨即發起報復性襲擊。9月以來，黎巴嫩真主黨與以色列之間的衝突也驟然升級。9月17日和18日，以色列在黎巴嫩製造了大規模無線電通信設備爆炸事件，造成數千人傷亡。9月23日起，以色列對黎巴嫩全境發動大規模空襲，短短數週內將黎巴嫩真主黨領導層消滅殆盡。儘管黎以在11月達成臨時停火協議，但此後以色列仍沒有完全停止對黎巴嫩的襲擊。
同時，自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胡塞武裝使用無人機和導彈襲擊紅海和亞丁灣水域目標，這也招致了美國等國家的報復行動。自今年1月至今，美國、英國、以色列多次對胡塞武裝目標發動空襲。
對此，達傑指出，“中東地區的持續衝突是歷史、政治、經濟、宗教和地緣政治因素複雜混合的結果。”
從歷史來看，中東目前很多衝突都是西方殖民主義種下的惡果，“該地區很多國家是由歐洲殖民者劃定邊界而建立的，這些邊界沒有考慮到種族和教派多樣性的問題，導致國家內部不斷髮生涉及身份和歸屬感的衝突”，比如黎巴嫩、敘利亞等國；
從區域和地緣政治角度來看，多年來包括沙特、伊朗和土耳其等地區大國爲爭奪地區影響力不斷博弈，美國和俄羅斯等域外大國爲了自身在地區的戰略和經濟利益，也不斷通過支持盟友和利益相關方，以及直接駐軍等方式介入地區事務。這種博弈和競爭不但加劇了衝突，也令地區問題複雜化。
11月27日，在黎巴嫩東部貝卡地區，一名男子在房屋廢墟上做出勝利手勢。 新華社 發（馬希爾·卡馬爾 攝）
同時，中東許多國家，比如敘利亞、巴勒斯坦、黎巴嫩等國都面臨政治和經濟機構薄弱的問題，無法有效控制內部衝突，應對危機。經濟上，多年來，中東國家都面臨失業率升高、經濟增長乏力、經濟模式單一等問題，內部風險不斷積累。長期存在的教派對立不但成爲國家之間對抗的工具，也是一些國家出現內部動盪乃至發生內戰的誘因。
達傑指出，由於其複雜的歷史原因和現實的地緣政治利益博弈，中東問題的各方“往往缺乏真正通過政治方案解決問題的意願”。中東地區的衝突往往涉及多個行動主體，其各自的目標主張大不相同甚至相悖，令各方難以達成共識。過去多年中東持續陷入報復與反報復的循環中，各方互信基礎脆弱，“長期的衝突和敵意導致缺乏信任，使得談判和妥協變得困難。”
由於中東特殊的地理區位，其影響往往不僅侷限於地區。以紅海危機爲例，受衝突影響，紅海乃至全球航運業都遭到衝擊。《紐約時報》12月11日援引行業數據稱，因紅海危機影響，從亞洲到北歐的集裝箱貨運成本一年內上漲了270%，從中國到美國的集裝箱運輸成本則在一年內上漲了217%。同時，由於通過蘇伊士運河的大型集裝箱船隻數量銳減了70%，埃及政府通過運河獲得的收入也大幅減少。受此波及，位於地中海的希臘比雷埃夫斯港的運作也一度受到影響。
達傑強調，如果不能打破中東當前的格局，那麼這些衝突就將會繼續存在，中東地區若要真正實現長治久安，“國際社會必須加強外交努力，支持旨在建立各方信任的倡議，鼓勵直接對話，並努力解決阻礙實現地區全面和平的根本問題。”
2025中東仍將面臨挑戰
從現在的局面看，即將進入2025年的中東恐怕很難迎來平靜的一年。
達傑認爲，2025年中東在政治、安全、經濟、人道主義、環境等領域都將面臨嚴峻挑戰，特別是一些熱點問題，如巴以、伊核、反恐等，存在進一步升級和加劇的可能。
以巴以問題爲例，12月21日，巴勒斯坦三個政治派別——哈馬斯、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傑哈德）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人陣）發佈聯合聲明稱，如果以色列停止設置新條件，相關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達成加沙地帶停火和交換被扣押人員的協議。
過去幾十年裏，巴以之間衝突不斷，雙方曾多次達成臨時停火協議，但最終都無法真正執行協議。今年11月，聯合國中東和平進程特別協調員托爾·文內斯蘭在接受“聯合國新聞”獨家專訪時表示，加沙衝突是聯合國在推動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和解道路上面臨的“最大壓力考驗”，歷經逾一年的衝突糾葛，外交努力已陷入困境，難見成效。
這是12月12日在黎巴嫩和敘利亞邊境的邁斯納過境點一帶拍攝的滯留的敘利亞民衆。 新華社 發（馬希爾·卡馬爾 攝）
達傑表示，文內斯蘭的表態反映了“通過外交努力始終難以解決巴以衝突這一痛苦的現實。他表示，巴以問題遲遲難以解決，突出了實現中東全面和平的最大障礙：長期衝突與敵意對抗引發的信任缺失；涉及巴以問題的核心矛盾，如兩國方案的落實，耶路撒冷地位問題，巴勒斯坦難民迴歸問題，邊界劃分問題等，都尚未找到能夠達成共識的解決方案；以色列持續在巴勒斯坦被佔領土擴建定居點，“破壞了建立一個在地理上連續的巴勒斯坦國的機會。”他表示，如果國際社會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巴以之間將很難實現全面和平。
在達傑看來，2025年中東面臨的最大挑戰，更多的可能來自即將開啓第二任期的美國特朗普政府。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間，美國的中東政策基本是完全圍繞以色列展開，比如承認耶路撒冷爲以色列首都，並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從特拉維夫遷至耶路撒冷；退出伊朗核問題最終協議並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在中東推進“亞伯拉罕協議”和所謂中東和平“世紀協議”，推動巴林、阿聯酋、蘇丹和摩洛哥等國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
達傑表示，特朗普第二任期將會延續這一政策方向，繼續強力支持以色列，推動包括沙特在內的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繼續對伊朗採取強硬立場，特別是在覈問題上繼續極限施壓。同時，美國可能還會進一步減少在中東的直接軍事介入，更多依賴盟友和區域夥伴維護地區安全和穩定。
“這可能進一步加劇中東地區的兩極分化”，達傑表示，“即以伊朗爲軸心的‘抵抗聯盟’和反對伊朗的力量之間的緊張關係。同時，美國直接軍事介入的減少，也可能導致安全真空，其他區域及域外大國可能尋求填補這一真空，這也有可能改變地區的權力平衡。”
此外，伊朗核問題、中東國家的經濟轉型、持續衝突引發的難民危機和人道主義危機等，都將持續影響中東的安全與穩定。達傑表示，2025年中東地區國家間的競爭和博弈可能會進一步加劇，而域外大國出於自身利益，也不會放棄對地區事務的介入，“中東地區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問題相互影響，仍將是國際關注的焦點之一。”
“區域衝突的公正調解人”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京與埃及外長阿卜杜勒阿提共同會見記者並答問。王毅表示，加沙衝突爆發以來，中東地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巴以、黎以、伊以、紅海緊張局勢輪番升級，直至近期敘利亞局勢突變。中東地區動盪不已，衝突頻發，已嚴重影響國際和平安全。
王毅表示，中東是中東人民的中東，中東各國的前途命運早就應該掌握在當地人民自己的手中。但遺憾的是，中東長期以來淪爲大國博弈的受害者，甚至成爲地緣衝突的犧牲品，這一歷史不公不應再繼續下去了。國際社會要切實尊重地區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真正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國際公平正義出發，協助而不是替代地區國家找到解決矛盾衝突的辦法，不能再煽風點火，更不應趁火打劫。
過去一年裏，中國始終積極斡旋中東局勢。7月23日，包括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法塔赫）和哈馬斯在內的巴勒斯坦14個派別高級代表在北京簽署《關於結束分裂加強巴勒斯坦民族團結的北京宣言》（以下簡稱“《北京宣言》”）。爲止戰促和，中國中東問題特使翟雋和外交部大使王克儉多次前往中東地區展開穿梭外交。同時，中國還積極推動中東國家改善關係與加強合作。11月19日，中國、沙特、伊朗三方聯合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開，以進一步落實2023年沙特與伊朗在中國支持下達成的《北京協議》。
達傑表示，由於中國在對待中東事務上採取了“基於相互尊重、共同合作和平衡利益原則的全面戰略，成功地將自己定位爲區域衝突的公正調解人”。特別是在巴勒斯坦問題上，中國對巴勒斯坦人民表現出了堅定的支持，呼籲根據聯合國決議尋求公正和全面的解決方案，“中國在促進地區和平、穩定和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同時，中國還積極推進與中東國家之間在經貿、安全、反恐等多領域的合作。近年來，中阿關係穩步發展，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貿易和投資持續增長。在過去的近二十年間，中阿雙邊貿易額增長了約11倍。據瑞銀分析師估計，到2030年，中國與中東經貿聯繫的增強可能會推動全球與能源相關的貿易額增長4000多億美元。中阿雙方的政治互信也不斷增強，今年，沙特、埃及、阿聯酋正式成爲金磚國家成員。
王毅9月30日在安理會中東問題高級別會議上發言時表示，中國是中東國家的戰略伙伴，始終是中東和平的建設者、中東穩定的促進者、中東發展的貢獻者。中國從不干涉中東國家內政，從不在中東地區圈劃勢力範圍，從不利用熱點問題謀求地緣私利。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推動中東地區恢復和平穩定，支持中東國家實現穩定繁榮，幫助中東人民過上幸福生活。
達傑表示，中國始終堅持不干涉他國內政與尊重他國主權，這有助於中國與“尋求不強加政治議程的國際夥伴的國家建立信任”。他說：“中國提供了一種基於夥伴關係而非霸權的國際合作模式，使其成爲中東國家尋求和平和可持續發展的可靠戰略伙伴。”
澎湃新聞記者 聶舒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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