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軍情軍事評論員：魯源
【提要】最可怕的，從來不是導彈精準擊中目標的那一刻。最可怕的是，在那之前，敵人早就知道你坐在哪裏、幾點開會、和誰在一起。而你，卻一無所知。
2月28日清晨，導彈精準擊中伊朗最核心部位。正在與高級助手開會的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遇襲身亡。一同喪生的，還有武裝部隊總參謀長穆薩維、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司令穆罕默德·帕克普爾、國防委員會祕書阿里·沙姆哈尼、國防部長阿齊茲·納西爾扎德——一個國家的心臟，竟然在一夜之間被精準摘除。
這不是運氣，是情報。
特朗普在其“真相社交”平臺上得意地發帖：情報部門鎖定了伊朗最高領袖的行蹤。
那麼，問題來了，一個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行蹤，怎麼會被敵人精確到分鐘？
答案只有一個：伊朗其實早已被滲透成了篩子。
一、情報系統的“先天殘疾”
伊朗的情報部門，從一開始就沒把以色列當回事。
他們的首要職責，是維護伊斯蘭革命後的新生政權。情報與安全部、伊斯蘭革命衛隊情報組織，兩個核心機構，職責高度重疊，卻相互獨立，都直接向最高領袖彙報。最高領袖爲防止一家獨大，默許甚至鼓勵這種競爭。
結果呢？工作碎片化、低效、冗餘。兩大情報機構各自爲戰，難以形成合力。反以色列情報工作，被塞進“反情報局”這個筐裏，和應對美國、英國、法國等所有國家的任務混在一起。針對性？沒有。
核科學家頻繁遇襲後，伊朗成立了“保護組織”，隸屬於革命衛隊。但這個組織身兼三職：保護機場飛機、保護政權高官、保護最高領袖。核科學家只是其中一項，還是排在最後。這樣的機構設置，怎麼可能防得住以色列的精準暗殺？
二、誰綁架了專業判斷？
伊朗是政教合一的國家。情報機構的主要負責人，都是宗教學院的畢業生。根據1983年的議會法案，情報部長必須擁有神學院學位。
在這樣的氛圍下，情報分析人員的工作方式很特別：從“神意出發”，把分析重點放在“猶太人的陰謀詭計”上。誰要是客觀分析，就可能被扣上“西方化”的帽子。
情報僱員的招錄標準，不是知識和技能，而是對革命和政權的忠誠度。結果呢？專業人才上升空間有限，長期在一個崗位上原地踏步，職業挫敗感不斷累積。叛逃事件頻發——1996年，情報與安全部創始人之一叛逃德國；2007年，前國防部副部長叛逃美國。
他們帶走的是什麼？是伊朗國內的安全戰略、情報行動的具體細節、安全防範的薄弱環節。
三、經濟困境成了策反的溫牀
美國製裁讓伊朗經濟苦不堪言。低就業、高通脹、高貧困率，抗議活動此起彼伏。伊朗軍費開支10年之內已經下降了將近80%。情報部門的經費能好到哪去？
沒錢，就有人容易被錢收買。
以色列摩薩德深諳此道。大筆現金、永久居留權，成了招募伊朗公民的利器。2012年，伊朗法院判處13名爲以色列從事間諜活動的嫌疑人有罪，這些人都是被海外衛星電視和高薪廣告引誘的普通人。
更加致命的是，肩負反情報工作的伊斯蘭革命衛隊，自己就在經商中腐敗叢生。他們控制着伊朗南部至少60個邊界通道，掌管着除石油以外57%的進口和30%的出口，甚至涉足黑市交易、走私奢侈品。腐敗多發的部門，人員最容易策反。有組織犯罪和腐敗相結合，成了以色列運送武器、資金和行動人員的天然渠道。
四、四面楚歌的地緣政治
伊朗和15個鄰國中的不少國家關係緊張。
以色列正是抓住這個機會，在伊朗周邊佈下一張網。有消息說，阿塞拜疆成了以色列蒐集伊朗情報的主要基地——過去10年，以色列向阿塞拜疆出售了價值100億美元的軍事裝備，換來的，是可以將其領土用作情報前哨。2020年，以色列與阿聯酋、巴林建交，進一步壓縮了伊朗的戰略空間。
伊朗國內的阿塞拜疆人、庫爾德人、俾路支人，都是跨境少數民族，與政府關係緊張。他們熟悉地形、語言相通、自由流動，成了以色列滲透的天然幫手。摩薩德曾招募“伊朗真主旅”成員，訓練他們在伊朗境內執行暗殺任務。
五、警示：最可怕的不是導彈
這些處伊朗核科學家一次次被暗殺。2024年7月31日凌晨，哈馬斯領導人在伊朗參加總統就職典禮時被炸身亡。而不到兩年後的又一個凌晨，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本人又被斬首了。
每一次暗殺，都在告訴世界一個事實：伊朗沒有從教訓中汲取教訓。
情報系統的體制機制問題、國內政治的深刻矛盾、周邊局勢的全面壓力——這些問題不是一顆導彈能解決的，也不是一次報復能彌補的。
最可怕的，從來不是導彈精準擊中目標的那一刻。
最可怕的是，在那之前，敵人早就知道你坐在哪裏、幾點開會、和誰在一起。
而你，卻一無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