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爲，中國的出口競爭力與就業穩定，高度依賴於出口退稅與人民幣匯率的調節。彷彿一旦失去這兩根“柺杖”，中國貿易就會陷入停滯。
深入審視全球貿易鏈的真實價值分配與發展階段的內在要求，我們不得不提出一個根本性的質疑：中國的貿易，真的還需要依靠出口退稅和貨幣競爭性貶值來維繫嗎？
答案是否定的。我始終堅持一個觀點：依靠出口退稅、人民幣貶值來維持出口規模，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實際意義，更走不長遠。
這種模式不僅日益顯得不必要、無意義，更已觸及發展的天花板，尤其當我們意識到，它已經演變爲一種通過壓榨國內消費潛能、補貼海外（特別是美國）消費者的“內卷式”競爭時，其可持續性與合理性便更加令人警醒。
每次我提出這個觀點，總會有一些人抱着老皇曆大呼小叫，動輒以“不現實”“會導致大規模失業”爲由反駁，彷彿一旦取消出口退稅、讓人民幣迴歸合理匯率，中國的出口企業就會倒閉，就業市場就會崩塌。
這種說法看似有理，實則是被固有思維束縛，忽略了中國貿易的核心競爭力，也低估了市場的調節能力。
讓我們審視一個基本事實：一件在中國出廠價僅爲10美元的商品，漂洋過海後，抵達美國消費者手中的價格翻上三五倍乃至更高，已是常態。在這巨大的價差面前，人民幣匯率百分之幾的波動，或幾個百分點的出口退稅額調整，真的能決定這款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生死嗎？其對終端消費者的購買決策影響，實則微乎其微。
看看特朗普去年發動的關稅世界大戰就知道，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加徵高額關稅的結果，不但沒有讓我們的貿易順差減少，反而讓我們的貿易順差歷史性地突破了1萬億美元。要知道，這個順差值已經創造了人類歷史的想象，連我們自己都有些驚呆了。
事實上，真正決定“中國製造”國際吸引力的，無外乎兩個核心要素：一是產品本身是否足夠“好”——這涵蓋了質量、技術、設計、品牌乃至交付可靠性；二是中間利潤環節是否“厚”——即從中國工廠到海外貨架之間，衆多國際品牌商、分銷商、零售商的加價幅度。
如果我們的產品具備不可替代的競爭力，中間商便不會因微小的成本波動而輕易切換供應鏈，因爲他們無法承受供應鏈動盪與品質不確定帶來的風險。終端售價微漲一兩美元，消費者往往渾然不覺。反之，若中間商願意從其豐厚的利潤中讓渡微小部分，也完全能夠消化源頭成本的合理上升。
事實如此清晰，爲何“退稅保出口、貶值保就業”的觀點依然盛行，甚至成爲打在某些人腦袋中的“思想鋼印”？
這背後，是長期形成的路徑依賴與利益結構的固化。部分企業和地方習慣於在既有的政策套利與成本優勢中尋求安穩，將宏觀政策的“保護”視作常態，而非轉型的過渡。
更值得深思的是，這種敘事在無形中成爲一種對國內民衆的“觀念規訓”：彷彿老百姓必須持續接受較低的工資、較高的相對物價與環境代價，以維持所謂的“出口競爭力”與“全球飯碗”。其結果，是國民消費能力與消費信心的增長受到抑制，內部大市場的潛力難以充分釋放，形成“增產不增收、出口不富民”的悖論。
破除“退稅保出口、貶值保就業”的思想鋼印，拒絕“內卷式”競爭，纔是中國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讓中國老百姓真正有錢消費的關鍵。鑑於此，我認爲逐步淡出對出口退稅與競爭性貶值的依賴，是推動中國經濟從“世界工廠”向“世界級創新與消費市場”躍升的必然抉擇。其戰略意義在於：
第一，推動產業邁向“微笑曲線”兩端。擺脫對價格優勢的過度依賴，將倒逼企業專注於技術創新、品牌建設與渠道管理，爭奪全球價值鏈中附加值更高的環節。真正的貿易強國，靠的是技術溢價與品牌溢價，而非單純的退稅與匯率補貼。
第二，將發展紅利更多留存於國內。減少通過財政補貼間接資助海外消費者，意味着更多的資源可以用於提升勞動者收入、完善社會保障、改善生態環境，從而夯實國內消費的根基。一個繁榮、有強大購買力的國內市場，纔是應對任何外部衝擊最可靠的“壓艙石”。
第三，掌握對外開放的主動性與規則制定權。長期依賴價格工具，易引發貿易摩擦，在國際上被貼上“非市場經濟”標籤。轉向以規則、質量、技術爲標準的高水平開放，更符合中國當前的發展階段，也有助於爭取更公平的國際經貿環境。
轉型絕非一蹴而就，還需輔之以系統性的政策協同。比如加大對企業研發與轉型升級的精準支持；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壯大中等收入羣體；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破除內部流通壁壘；以及，在社會層面徹底破除“‘內卷式’競爭纔是唯一出路”的思想鋼印。
歸根結底，中國貿易的未來不在於能提供多便宜的“白菜價”商品，而在於能創造多獨特的高質量商品。破除對出口退稅與競爭性貶值的依賴症，是一場深刻的發展觀革新。我們應該堅信，中國人的智慧與創造力完全可以在全球市場憑真本事賺到合理利潤。
唯有如此，中國經濟才能跳出“補貼世界、內耗自己”的循環，讓增長的成果真正惠及全體國民，實現內外需的更加均衡、更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這條道路，雖更具挑戰，卻是通向真正貿易強國與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