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太平年》的開播，還原了吳越國納土歸宋的始末，讓市面上終於有了一部聚焦五代十國的歷史正劇。這是中國歷史上秩序最脆弱的時段之一：短短53年，中原更換5個朝代、15位皇帝，各地出現十幾個割據政權。城頭變幻大王旗，史書的字裏行間充斥着混戰、屠城、饑荒、瘟疫、喫人。
《太平年》的主角是這一歷史時期的異類——吳越國，僅存活71年，卻已是五代最長壽的政權；地盤不過“一軍十三州”，卻提供了難得穩定性。很多人可能會有這樣的疑惑：這個小國憑什麼值得大書特書？
杭州雷峯塔，初名皇妃塔，爲吳越王錢弘俶所建。
攝影/Hunter
正是在大亂世之中，這個小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治理與文化四個層面，對中國此後的一千年產生了超越時空的影響——提供實現和平統一的典型案例；助推中國經濟重心南移，開啓東部地區的海洋經濟時代；成爲《清明上河圖》一般繁華市井格局的先行者；爲儒釋道文化傳播提供一方淨土，更塑造人才輩出的錢氏家族，《百家姓》也成書於吳越國，所以開篇便是“趙錢孫李”，“錢”僅次於宋朝的“趙”。
靈隱寺在吳越國時期迅速發展，鼎盛時僧衆達到3000人。
圖/視覺中國
在方方面面產生深刻影響，吳越國沒有留下一個王朝，而是留下一種參考答案：中華文明如何保持舉世無雙的連續性。
錢王祠經幢。
圖/視覺中國
一次難得的和平統一，
爲何主角偏偏是吳越國？
說起五代十國，很多人都覺得陌生，能完整說出“五代”名字的人恐怕都不多。原因或許在於，習慣了“大一統”史觀的中國人，往往會下意識地迴避這段混亂的歷史時期。
吳越國的核心疆域大致涵蓋了今天的浙江、江蘇南部、
上海、福建東北部。
製圖/夜鳴蟬
從秦滅六國到隋唐一統，傳統的政治秩序主流認知裏，“大一統”的實現過程中通常伴隨着刀兵相見。歷次改朝換代，往往出現人口的銳減和生產力的下跌，甚至是文化的斷層。
然而，吳越國卻在公元978年，做出了一個名垂青史的選擇：納土歸宋。
影視劇中的末代吳越國王錢弘俶。
圖/《太平年》劇照
這不是一次簡單的“投降”。吳越末代國王錢弘俶（chù）並非無力抵抗，而且他也在抵抗與稱臣之間有過反覆糾結。當時的吳越國，雖然疆域不大，但錢氏苦心經營多年，經濟富庶、城池堅固、民心齊整，且擁有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錢弘俶歸宋之後，吳越國千餘文武一起在杭州城痛哭：“吾王不歸矣！”，足見其得人心。如果這樣一股政治勢力依託江南的水網死守，趙宋王朝想要硬吞，也絕非易事。
但是，吳越國最終還是選擇了主動退出，實現了一次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和平統一。
錢王祠始建於公元1077年，供奉吳越國三世五代國王。
攝影/朱露翔
這種對於秩序和正統的尊崇，自吳越國誕生以來就寫在基因裏。吳越國第一代國王錢鏐（liú）定下了“善事中國”的事大主義策略，即無論中原王朝如何更替，吳越國始終以中原爲正統。儘管這其中有強鄰環伺（楊吳和南唐）的現實生存壓力，但中華正朔的文化認同感發揮的作用也無法忽視。
錢鏐年輕時，已經是唐末秩序崩塌的階段，他做過私鹽販子這種“刀口舔血”的職業，後來從軍，憑藉軍功成爲一方諸侯。生逢亂世，錢鏐骨子裏或許對於安靜的生活有種嚮往，稱王之後，還曾經寫過“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這樣詩意的句子。
錢鏐爲吳越國開國國君，
他立下了“保境安民，善事中國”的國策。
圖爲位於杭州市錢王祠中的錢鏐銅像。
攝影/綱子在路上
如果爲了一傢俬利，而讓江南陷入戰火，生靈塗炭，那麼吳越國即便勝了，其政權合法性也將大打折扣。在趙宋顯示出超越其他政權的實力時，大一統是不可違逆的趨勢，納土歸宋，也就是錢弘俶作爲統治者遵從祖訓的明智選擇。
唐宋之際，恰好是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一個關口，南方的經濟實力正逐漸趕上乃至超越北方。當宋軍進入杭州時，他們看到的不是焦土與屍骸，而是熙熙攘攘的街市、運轉良好的官僚體系、保存完好的戶籍賬冊，以及十幾萬戶安居樂業的百姓。吳越國的社會治理體系幾乎被原封不動地納入中原王朝，“江南”這輛駛入正軌的經濟火車頭，順利更換了“司機”，繼續爲新生的王朝輸送血液。
自唐宋起，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杭州也隨之不斷髮展。
圖爲杭州錢塘江南岸的新地標“杭州之門”。
攝影/朱露翔
亂世“逆行者”爲中國保留一份元氣
亂世的最大困境，就是經濟被反覆歸零。
五代十國時期的中原，就是典型的“歸零”案例。53年內換了五個朝代，每一次都伴隨着戰亂，軍閥此起彼伏，軍隊如同蝗蟲，普通人別說保證農業生產，就連保住性命都是挑戰，《太平年》中也呈現了軍閥喫人、白骨遍地的場景。在那種環境下，沒有人會做長期規劃，只看眼前利益，這也是爲什麼石敬瑭會甘願用燕雲十六州換取契丹人支持他做皇帝。而古代中國作爲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經濟繁榮的核心邏輯就是連續積累——要不誤農時，要興修水利。當戰亂摧毀了預期，經濟發展根本無從談起。
吳越國是亂世“逆行者”。吳越五任君王，始終貫徹“保境安民”的國策。
吳越國治水，使得江南魚米之鄉愈加富庶。
圖爲太湖旁農田。
圖/視覺中國
他們極力避免大規模的對外戰爭，通過向中原王朝稱臣納貢來儘可能換取和平。對於基礎設施建設，反倒敢於傾舉國之力。太湖、西湖、南湖、鑑湖，長江中下游平原數得上的湖泊，都在這一時期得到治理，吳越甚至有專門治水的軍隊——撩淺軍。通過持續投入，吳越末年，太湖周邊已是圩田千頃，納土歸宋時，吳越一年提供的糧食就可以達到四百萬石。
吳越國延續併發揚了隋唐以來杭州“城湖一體”的城市格局。
攝影/江南君z
吳越國的建設也直接助推了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
在唐代中期以前，中國的經濟重心仍在黃河流域。但經過安史之亂及五代十國的戰亂，北方元氣大傷。而吳越國因爲較少受到大規模戰亂波及，成了一方難得的淨土。當宋朝建立時，原來吳越國統治的核心區域就成爲了宋代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
更值得一提的是，吳越國開啓了東部沿海地區的海洋經濟時代。
吳越國的經濟取得了長足發展，越窯出產的瓷器遠銷海外，杭州地區的城建也迎來一個高峯。
衣錦城就是吳越開國君主錢鏐的故鄉（今浙江杭州臨安）。
上圖/洛卡奇，下圖/夢物如顏
製圖/張琪
由於北進中原的道路被楊吳-南唐阻隔，吳越國將目光投向了大海。吳越國在今天的寧波、溫州、福州等地大力發展對外貿易，還設有“博易務”這種專門從事貿易的官方機構。滿載絲綢、瓷器與茶葉的商船，頻繁往來於吳越與朝鮮半島、日本、阿拉伯半島之間。《舊五代史》就記載，吳越國“航海所入，歲貢百萬”，如果進貢宋朝百萬，那麼吳越自己留下的收入肯定遠遠超出這個數字。豐厚的商業利潤之外，更重要的是吳越讓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第一次真正擁抱了海洋，養成了一種開放、冒險、重商的地域性格。直到今天，長三角與福建地區依然是中國最開放、最有經濟活力的地區。
吳越國十分看重海外貿易，寧波的貿易地位也日益突出。
如今的寧波舟山港已經連續十六年貨物吞吐量穩居世界第一。
圖/視覺中國
大亂世之中，如何在一片“險地”上造出“人間天堂”？
很多人都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吳越國之前，杭州並非天堂，而是一片時時遭受鹹潮威脅的險地。
錢塘江潮汐樹。
攝影/謝紫東
自錢鏐開始，吳越國就把治水放在極爲重要的位置，長年困擾杭州的錢塘江潮患問題，也正是在吳越時期得到解決。杭州地處錢塘江入海口，易受海潮侵襲。如果不解決水的問題，杭州人連基本的糧食收成都難以保證，更不要說發展成日後那個百萬人口的都會。傳說，錢鏐以弓箭“射潮”，現實則是吳越國舉全國之力修築了捍海石塘，終於解決了潮患這個大問題。爲此，錢鏐甚至被當地百姓稱爲“海龍王”。
吳越國通過改良海塘結構，解決潮患，
爲杭州日後的城市發展打下基礎。
製圖/魚一條
治潮是“救死”，接下來的舉措則是“盤活”。
在唐代，城市實行嚴格的裏坊制，居民區圍於高牆之中，夜晚宵禁，商業活動也只能在特定的“市”裏進行。但在吳越國統治下的杭州，大量中原難民湧入，人口激增和商業繁榮促使舊的格局被打破。吳越國在隋唐時期建設的基礎上，開始修建杭州羅城，奠定了今日杭州核心城區的格局。
杭州開始出現“南宮北城”的功能分區格局，更重要的是，裏坊制不復存在，沿街開設店鋪成爲常態。杭州修建了一條寬達十米的大街，開放的商業區與居民區開始融合，宵禁制度逐漸鬆動，出現了前店後坊的新格局。僅從這一點來看，城市已經接近我們今天每天看到的樣貌。中國城市有了“煙火氣”，有了夜生活，有了市民階層的公共生活，吳越時期的杭州，已是《清明上河圖》中汴京的預演。
清河坊所處的位置可以說是杭州的“中軸線”，
在南宋時期一度是“御街”所在，
奠定這一格局的正是修建杭州大城的吳越國。
攝影/江南君z
今天的杭州人對於“老杭州十大古城門”耳熟能詳，儘管城門多已不存，但這些地名仍然深深刻在杭州人的生活軌跡之中，其中湧金門和候潮門正是始建於吳越時期。六和塔、保俶塔、雷峯塔，這些地標建築也都是吳越留下的印記。日後出任“杭州市長”的蘇軾，任上大力疏浚西湖，也可以說是與吳越一脈相承。
錢弘俶前往汴京面見宋太祖時，
他的家人爲祈祝錢弘俶平安歸來建造了保俶塔。
圖/視覺中國
在審美與生活方式上，吳越國也起到了承上啓下的作用。這一時期，早期園林開始出現。現存歷史最悠久的江南園林滄浪亭，就是吳越廣陵王錢元璙（liáo）的花園。一種精緻、內斂、追求自然意趣的江南審美由此開始定型，這種審美，後來也成爲了中國士大夫安放心靈的後花園。
或許我們可以說，吳越國不僅造了城，更造了生活。
滄浪亭。
圖/視覺中國
中國的文治時代，在這裏預演
後世談起宋朝，總會說起“崇文抑武”，惋惜那個屢戰屢敗的“弱宋”。
人們往往忽視的事實是，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其實是五代人，在他的成長過程中，目睹的是武人作亂，軍閥橫行，如果他不去“杯酒釋兵權”，掐滅軍人干政的苗頭，那麼五代可能就變成了“六代”，甚至更多代。
這種轉變，在吳越國也已經開始。
杭州六和塔，錢弘俶爲鎮錢塘江潮而建。
攝影/朱露翔
作爲一個割據政權，錢氏知道自己無法通過武力統一中國，於是他們有意壓低“武功”的合法性，推動社會轉向“文治”。即便如此，吳越國還是出現了胡進思這樣亂政的武人，這更堅定了統治者推行文治的決心。
上：吳越國第二任國王錢元瓘墓出土的石刻星象圖，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石刻星象圖之一，
體現了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概念，
也體現了吳越國工匠的精湛技藝。
下：杭州雷峯塔出土的阿育王塔，
是吳越國文化繁榮的物質印證。
上圖/洛卡奇，下圖/視覺中國
製圖/張琪
吳越國宗室不僅自身學習儒學，還不斷選拔儒生到中原參加科舉，任用文人掌管兵權，實際上成爲了宋代“與士大夫共天下”的一塊“試驗田”。江南文化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從一個邊緣的區域文化，進一步走向中國文化的核心構成，南方士人也成爲引領潮流的政治力量。有統計表明，宋真宗（北宋第三任皇帝）之後，出身南方的宰相數量過半。北宋歷次新政也多由南方人主導，慶曆新政的領袖范仲淹，正是來自吳越故土蘇州。
福州華林寺，建於吳越末期，是長江以南現存最古老的木構建築，
曾經接納歷代學人在此遊覽、讀書。
攝影/柳葉氘
唐末五代，北方文化中心長安、洛陽反覆被焚燬，大量的書籍失傳，大量的精英被屠殺。而吳越國因爲長期的和平，成爲了北方士人、僧侶南下避難的首選之地。這些流亡的精英，在江南保存了文明的火種。他們在這裏讀書、講學、著書，讓中華文明的文脈沒有因爲戰亂而斷絕。據南宋學者王明清考證，《百家姓》正是吳越國“小民所著”，因此第一句的次序就是宋朝的“趙”，吳越的“錢”，錢氏正妃的“孫”，吳越強鄰南唐的“李”。
錢氏家族篤信佛教，在吳越國，佛教建設也達到了一個高峯，西湖四大叢林有三座寺廟始建於吳越時期。更具革命性的是，吳越國開始大規模利用雕版印刷技術刻印佛經，讓佛教開始從魏晉以來高高在上的貴族文化，變成了深入民間的平民文化。這種宗教的世俗化傾向，深刻影響了後來宋代開始的“儒釋道合流”。
上：靈隱寺在吳越國時期得到了大規模擴建。
下：靈隱寺的經幢，建於吳越國時期。
上圖/江南君z；下圖/洛卡奇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錢氏家族本身。
吳越錢氏，或許是吳越國留下的最寶貴的“文化遺產”之一。錢弘俶納土歸宋後，錢氏家族沒有像其他前朝王族那樣遭到清洗，反而成爲了宋朝統治者的“座上賓”，發展成爲影響力綿延千年的大家族。
從北宋文壇領袖錢惟演，到清代乾嘉學派代表人物錢大昕，再到近現代諸多名字如雷貫耳的學者，錢氏家族人才井噴，在科學、文學、國防、外交等各個領域爲中國做出了巨大貢獻。錢氏家族或許正是中國家風、家教的一個典型代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這個家族的故事裏變得生動起來。
錢氏家族在近現代迎來了人才井噴，傑出人士遍及各行各業。
製圖/張琪
吳越國在公元978年戛然而止，但它的影響超越了時間。
吳越國於亂世之中守護一方淨土，最終也沒有把命運押在戰爭上，而是主動退場，換取了政治秩序的平穩過渡，爲江南的經濟基礎、城市體系與文化脈絡，保住了一條發展之路。吳越國國祚不過短短71年，卻恰好站在了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關口，推動城市治理格局的轉型，又見證江南文化的繁榮鼎盛，其所做出的嘗試，也逐漸從江南一隅推廣至全中國，成爲中華文明底色的一部分。
在刀兵四起的時代，錢鏐寫下那句與亂世格格不入的話：“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越國“事了拂衣去”的命運，大概在那一刻就已經註定。
金書鐵券，也就是俗稱的“免死金牌”。
圖爲唐昭宗賜給錢鏐的金書鐵券，是目前存世最早的鐵券實物。
圖/視覺中國
中華文明爲什麼是全世界唯一延續至今的古文明？吳越國留下的背影，恰恰爲這個宏大的命題提供了一個最具體的註腳。
在我們這個文明的底層邏輯裏，最高的價值不是一家一姓的皇權永固，也不是開疆拓土的赫赫武功，而是“以天下蒼生爲念”。每逢亂世，中華文明基因裏對於恢復秩序的渴望就會發揮作用，因爲我們相信，文明的血脈應當在每一個普通人的日子裏生生不息。
吳越國在江南地區的發展中發揮了承上啓下的重要作用，
我們今天看到杭州，處處是這段歷史的痕跡。
攝影/柳葉氘
編輯 | 伊森
圖片編輯 | 吳學文
設計 | 張琪、魚一條
地圖編輯 | 夜鳴蟬
封圖 | 視覺中國
頭圖 | 肖奕叄
參考資料
《五代宋明州市舶機構初建時間及演變考》方祖猷 俞信芳
《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啓示》葛劍雄 商務印書館
《吳越國方鎮體制的解體與集權政治》何燦浩
《控御與柔服：趙宋兼併吳越國的特殊方式》何燦浩
《養子、內牙軍與吳越國中期政局》何勇強
《吳越國對外貿易機構考索》何勇強
《吳越國京都杭州繁榮的歷史啓示》胡國樞
《吳越國與吳越錢氏研究》胡耀飛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重歸一統：宋初的戰與和》[美]龍沛 著 康海源 譯 九州出版社
《移民、政府作爲與吳越國經濟發展》錢運春
《臥榻之側：趙匡胤、李煜和他們的時代》張明揚 北京日報出版社
《儒學對五代吳越國曆史的影響》曾國富
《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鄭學檬 嶽麓書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