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湖南伢子張雪因以他命名的摩托車品牌兩奪世界冠軍突然爆火出圈，很多關於他的故事也被大家給挖了出來。
隨着他的出圈，多年前報道青澀少年張雪的湖南衛視《晚間新聞》這檔節目，也跟着被我們看見。這裏不得不提湖南衛視首任節目中心主任潘禮平，他在主導《晚間新聞》改革時提出個原則：“不搞對農民的批評報道”。
在那個年頭，要搞“對農民的批評報道”實在是太容易、太平常了。他們身上可供獵奇的“素材”俯拾皆是：落後的生產觀念、樸素到近乎笨拙的言談、對新鮮事物的遲鈍等，都被當作標籤貼在他們身上，有些媒體工作者甚至羞於歌頌他們的堅韌與淳樸。
我們那些年的文學與影視作品，更是鄙薄農村、農民的重災區。創作者們一旦觸及農村與農民題材，幾乎都將鏡頭與筆觸對準“落後”與“愚昧”？以此充分提取出中國人的劣根性，作爲對民族性的批判。彷彿唯有那樣，才能彰顯創作者的“深刻”與“洞見”。
那些被精心構建的敘事，滿足了觀看者的某種優越感，可曾有幾人真正懷着理解與溫情，去凝視那片沉默土地上的堅韌、智慧與尊嚴？在太多文藝作品裏，包括農民在內的勞動人民成了被消費的符號，一個提供“笑料”或“反思”的便捷工具。
再往歷史的長河回溯百年，我們會看到另一個被誤解、被抹黑得最厲害的一個農民羣體——義和團。這羣爲了反抗列強侵略挺身而出的普通農民，身上帶着最原始的保家衛國的血性膽氣，也攜着那個時代無法避免的認知侷限。
這些年來，多少文藝工作者在解讀這個農民羣體時，抽離當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時代背景，無視他們反抗外辱、守護鄉梓的悲壯與正義性，一味地放大他們身上的愚昧、盲目與非理性，將其編織成一則關於“民族劣根性”的寓言，其心可誅。
這種片面的、別有用心的解讀，將本可作爲理解近代中國民衆複雜心態的一扇窗，簡化、扭曲成了一面僅供後人鄙薄與嘲弄的哈哈鏡，由此誤導一代又一代中國人。讓一個在歷史夾縫中掙扎求存的羣體，在教科書與輿論場中被固化爲一副可笑又可悲的刻板面孔。
當年登上《晚間新聞》的張雪，不過是無數普通農民中的一員。他或許帶着幾分鄉土的青澀，或許有着未脫的質樸，卻懷揣着最純粹的夢想。我常常在想，當年那期《晚間新聞》於他而言，是不是一束穿透迷茫的光？是不是因爲這束光的照耀，他才更加堅定地在夢想的道路上奮力奔跑，成爲了那個向陽而生的追光少年？
反過來想，如果當年的《晚間新聞》也像那些急功近利的文藝工作者那樣，將張雪當作一個丑角來消費，將他的青澀當作愚昧，將他的夢想當作不切實際的幻想，用俯視的姿態去報道、去調侃，那個少年心中的夢想之火會不會被輕易澆滅？
當然，所有的事情都無法假設。可我始終覺得，這個假設背後藏着一個最樸素的道理：這個世界，需要多一點陽光，少一點冰冷的嘲諷；多一點包容，少一點片面的指責；多一點溫暖的守護，少一點刺鼻的腐臭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