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是在施捨機會，而是在投資未來，中國學生的數理能力是驅動實驗室創新的核心燃料”
“我們不是在施捨機會，而是在投資未來，中國學生的數理能力是驅動實驗室創新的核心燃料”
特朗普重新成爲美國總統，雖然在貿易、經濟合作、地緣政治等方面給歐洲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但至少在一個方面給歐洲帶來了重大機遇——歐美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和爭奪。
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宮以來，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如削減科研預算、裁撤科研機構、打壓哈佛大學等美國精英高校、大幅度收緊海外留學生簽證等等，觸發了美國科學界和高等教育界的“寒潮”。
許多國家和地區都躍躍欲試，向那些不滿特朗普政策的美國高端人才敞開大門，這些國家和地區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等，但行動最快、措施最力的，顯然是歐洲。
不過，恰如英國《金融時報》今年6月1日發表的社評所指出的那樣，這些國家和地區都“精心打着吸引全球人才而非僅僅吸引美國人才的旗號，以避免激怒美國總統”，歐洲也不例外。
長期以來，在全球人才爭奪戰中，都是美國搶走歐洲的人才，難道如今風水輪流轉、歐洲回搶美國人才的時候到了？
英國《自然》週刊今年3月27日公佈了一項調查的結果：在接受訪問的1650名美國科學家中，75%的受訪者，即超過1200名美國科學家表示，他們正考慮離開美國，首選目的地是歐洲和加拿大。調查還發現，這一趨勢在早期職業研究人員中尤爲明顯：在回覆調查的690名研究生中，有548人考慮離職；在340名博士生中，有255人表示有離職意向。
一些歐洲學者強烈敦促本國政府和歐盟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
例如，比利時魯汶大學（KU Leuven）法學教授阿蘭-洛朗·韋貝克（Alain-Laurent Verbeke）認爲，特朗普向美國科學界、高教界宣戰，給歐洲創造了一個開啓新的“啓蒙運動”的機會，歐洲應該抓住這個機會，在全世界範圍內建立一系列新的合作伙伴關係。自2007年以來，韋貝克一直在特朗普重點打擊的哈佛大學兼職任教，是一位“知美派”。
再如，德國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FAU Erlangen-Nürnberg）教授卡特琳·金澤爾巴赫（Katrin Kinzelbach）說：“這是歐洲大學吸引美國頂尖人才的最佳時機。歐洲的研究和創新體系可以從特朗普對美國科學界的攻擊中受益。”
又如，歐洲的一批科學家聯名在法國《世界報》發表文章，建議在歐洲的1500多所公立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接納有意離開美國的科學家，並要求歐盟委員會每年撥款大約7.5億歐元，設立一個專門的額外應急基金，以滿足這些研究人員的需求。
其實，自從特朗普發起對美國大學和科研機構的“文化戰”以來，歐洲的大學、研究機構、甚至最高決策當局就一直沒有閒着。
歐盟早在今年5月5日，就發起了一項旨在吸引各國科學家和研究人員的新倡議。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當時宣佈，歐盟將設立一項“超級資助”計劃，爲頂尖科研人才提供更具長期前景的支持。她表示，從2025至2027年間，歐盟將投入5億歐元（約5.66億美元），吸引全球研究人員。馮德萊恩還表示，歐盟計劃通過一項新法律，把科研自由寫入法案。
在所有的歐洲國家中，法國最爲積極。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巴黎舉辦的一場名爲“爲了科學選擇歐洲”的活動上發言說：“幾年前，沒人會想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之一竟會以研究項目裏出現了’多樣性’這個詞，就取消整個項目。也沒人會想到，這個國家會輕而易舉地讓研究人員失去獲得簽證的機會……但現實就是如此。” 馬克龍還宣佈了一項資助計劃，幫助大學和其他科研機構支付赴法外國科學家的費用。此外，法國政府提議爲面臨政治壓力的研究人員設立“科學難民”身份和“緊急科學簽證”。位於法國南部的馬賽大學則推出了“科學安全避風港”計劃，向受到經費削減威脅的美國科學家敞開大門。
德國也不肯落後。德國新政府的計劃中提出了一項名爲“千人計劃”（1000 heads）的國際項目，旨在吸引國際科學人才，承諾爲國際學者和學生提供更便捷的簽證流程。此外，德國還推出了洪堡教席獎，這是德國的頂級研究獎項，獎金高達 500 萬歐元，目的在於爲德國大學引進國際頂尖科研人才。
美國著名科學家、人工智能遺傳學的先驅彼得·羅賓遜（Peter N. Robinson）就是洪堡教席獎的獲得者之一。他因此離開了自己的祖國美國，來到德國柏林健康研究所工作，希望利用他的教席獎開發基於人工智能的精準醫療算法。
此外，丹麥、挪威、瑞典等歐洲國家的高校也在積極努力吸引美國學術人才。
甚至在已經退出歐盟、一直是美國最密切盟友的英國，英國政府、英國皇家學會和英國皇家工程院也打算公佈吸引國際人才的計劃，目標特別指向那些因特朗普的政策而打算離開美國的科研人員，雖然公開的說法仍然是廣泛吸引“全球人才”。其中英國皇家學會已經確認：他們正式推出了一項旨在“吸引全球人才”的法拉第獎學金（Faraday Fellowship），資金支持最高可達3000萬英鎊，這筆資金將用於向個人科學家或團隊頒發最高400萬英鎊的資助（特殊情況下可獲得更多），資助期限爲五至十年。
英國一些一流大學也考慮制定計劃，吸引那些有意離美的科研人員。劍橋大學校長黛博拉·普倫蒂斯（Deborah Prentice）表示，學校已經開始行動起來，並可能爲“非常希望從美國招聘人才的團隊”提供資金支持。有趣的是，普倫蒂斯本人就是一位來自美國的學者和大學高級管理人員。
歐洲歡迎“留學生難民”
最近，特朗普行政當局又把它對美國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戰火，擴大到無辜的海外學生身上。5月22日，美國國土安全部禁止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現有的國際學生必須在規定時間內轉學至其他高校，否則將失去合法身份；5月27日，特朗普政府暫停了新的海外學生赴美簽證面談，同時考慮擴大對國際學生社交媒體審查的範圍；5月28日，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宣佈，美國將“積極尋求撤銷”中國學生的簽證，美國國務院正在修訂簽證標準，加強審查未來所有來自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的申請。
就在美國對海外留學生關上窗口的同時，其他許多國家和地區卻對他們敞開了大門。
英國公司誇誇雷利·西蒙茲（Quacquarelli Symonds，英文縮寫QS）首席執行官傑西卡·特納（Jessica Turner）表示，全球各地其他頂尖大學正試圖吸引那些不確定是否要去美國留學的海外學生們。
誇誇雷利·西蒙茲公司以編排QS世界大學排名榜而聞名於世。
特納說，德國、法國、英國、愛爾蘭等歐洲國家成了這些學生們最想去的留學目的地，而新西蘭、新加坡、韓國、日本、中國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吸引力也在上升。
對於歐洲大學來說，接受這些“留學生難民”，不僅是爲了吸引未來的人才，也是爲了爭奪美國大學因此流失的高達數百億美元的國際留學生學費。超過27.5萬名中國學生在美國數百所大學就讀，他們是這些美國高校的重要收入來源。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數據，2023年國際學生（其中54%來自印度和中國）爲美國經濟貢獻了逾500億美元。
德國聯邦文化部長魏默（Wolfram Weimer）表示：“我想對哈佛和美國其他大學的學生們說，德國非常歡迎你們。”魏默還公開邀請哈佛大學在德國設立“流放校園”。
巴黎歐洲高等商學院院長則透露，大約有100所法國大學和頂級高等專業學院正在討論採取協調一致的措施，幫助那些已經在美國或正前往美國的外國留學生。巴黎歐洲高等商學院非常歡迎那些無法進入美國大學的學生，並正在考慮推遲通常在5月截止的入學申請日期，以便讓學生們有更多的時間申請入學。
許多中國留學生表示，如果去不了美國，他們打算前往英國或歐洲大陸的大學就讀。
英國因此成爲中國留學生的首選目的地。2025年預計赴英中國學生將達12萬人，創歷史新高；其中倫敦大學學院（UCL）接收近1.4萬中國學生，計算機專業擴招30%；曼徹斯特大學則開設了“快速通道”，被美國拒籤的中國學生憑拒籤信可豁免語言成績。
曼徹斯特大學表示：“我們不是在施捨機會，而是在投資未來，中國學生的數理能力是驅動實驗室創新的核心燃料。”
其實，特朗普的國際學生禁令不僅影響了中國、印度等國家的學生，也讓英國和歐洲大陸那些被美國大學錄取的學生無法成行。
英國留學諮詢公司“牛劍申請”（Oxbridge Applications）副主管湯姆·穆恩（Tom Moon）表示，來自英國和歐盟的學生現在也更不願意申請美國大學了。穆恩說，許多目前在美國大學就讀的國際學生正在聯繫“牛劍申請”，討論轉學到英國、歐洲大陸和加拿大的選擇。
“牛劍申請”最近對他們的客戶做了一項調查，54%的受訪者表示，與今年年初相比，他們現在入讀美國大學的可能性低了很多。
宣傳英國高校的組織“大學英國”（Universities UK）表示，申請英國大學的美國學生數量有所增加。
“僅僅增加幾筆高層撥款”遠遠不夠
不過，儘管歐洲在這場爭搶美國高端人才和國際學生的競逐中行動最快、措施最得力，但歐美高校和研究機構之間的資金差距，仍然是歐洲吸引人才的最大障礙。
今年4月，歐洲大學協會（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發佈了一份研究經費趨勢分析報告。報告寫道：“最近幾個（歐洲）國家削減了公共資金，加上全球政治局勢持續緊張，對大學迄今爲止所經歷的普遍增長模式構成了挑戰。”
美國高等教育系統擁有豐富的捐贈基金和成熟的公私合作機制，僅僅哈佛大學一所高校，就擁有530億美元捐贈基金，即使是最貧窮的常春藤盟校，也比歐洲大學的資金豐富得多。
更重要的是，歐美高端人才的薪酬水平相差比較大，歐洲研究人員目前的薪資普遍低於美國同資歷的學者。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材料化學家塞思·馬德（Seth Marder）就坦言，美國科學家的薪資很難與歐洲的薪酬結構相匹配。
考慮到歐洲較低的平均薪資和較少的研究經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安託萬·珀蒂（Antoine Petit）對於“搶人才”較爲謹慎：“我們談論的是少數個別研究人員的流動，也許幾十人，不會更多。”法國資深研究人員的月薪通常不超過5000歐元，遠遠低於美國水平。
負責科學技術研究的歐盟公共機構——歐洲研究理事會（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主席瑪麗亞·萊普丁（Maria Leptin）也指出：“認爲僅僅增加幾筆高層撥款就足夠了，那將是一種錯覺。頂尖研究人員需要良好的基礎設施、研究機構的良好支持。年輕人需要良好的職業前景，他們需要良好的長期資金。”
確實，“僅僅增加幾筆高層撥款”遠遠不夠，除非歐洲能夠大幅度縮小歐美科研人員之間的薪酬差別，否則便很難如比利時學者韋貝克所希望的，通過這場歐美人才爭奪戰在歐洲開創一場新的“啓蒙運動”。
而大幅度縮小歐美薪酬差別，肯定不是一件短時間內就能夠實現的事情。
責編 | 楊明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