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勳已經62歲了，他沒有繼任者，有的是60個直接向他彙報的下屬，他每天要做的是聽取彙報、下達指令，並讓他們嚴格執行，就像亞瑟王和他的圓桌騎士。即使是現在，他也絲毫沒有離開的打算：一切纔剛剛開始，他的熱情、精力和動力，正值人生高點。在英偉達，沒有人可以取代黃仁勳。
硅谷從不缺傳奇，科技圈“教父”的頭銜輪流轉——千禧年的第一個10年屬喬布斯，第二個10年歸馬斯克，最近的10年，皇冠落到了英偉達創始人兼CEO黃仁勳頭上。
本週，這位“新教父”訪華的消息成爲了科技圈大事。
（圖/IC photo）
1月15日，他低調到達深圳，參加當地分公司的年會，隨後動身前往北京、上海、臺北，與英偉達中國區員工共同慶祝春節。值得一提的是，繼去年12月現身香港會面一衆商界大佬之後，這是黃仁勳短期內二度訪華。
黃仁勳所到之處總會攪動風雲，吸引來全球目光。原因無他——英偉達已經成爲AI時代的軍火商和發電廠——三年前，ChatGPT 誕生，全球範圍內掀起“百模大戰”。作爲算力基礎，英偉達的GPU被全球大模型企業搶購，一度佔據AI芯片超80%的市場份額。就連甲骨文創始人拉里·埃裏森和特斯拉CEO埃隆·馬斯克，都在飯局上“乞求”黃仁勳。
一塊塊GPU變成美鈔，堆疊起英偉達陡峭的股票曲線。2024年6月18日，英偉達以3.3萬億美元，超越微軟、蘋果成爲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黃仁勳則憑藉1180億美元的身家，位列彭博億萬富豪榜的第12位。
財富之外，真正讓黃仁勳在中文互聯網上出圈的，莫過於他隨時隨地散發的鬆弛感。比如一年前英偉達中國區年會上，穿上東北大花襖、拿着紅手絹在臺上熱舞的形象，又或是在中國香港喫大排檔、在中國臺灣用閩南語買鳳梨，以及多年前給小米站臺，號召觀衆喊“小米V5”的視頻，都頻頻被歲月史書，成爲其個人魅力中接地氣的一部分。
但這不是完整的黃仁勳。
(圖/IC photo）
事實上，在英偉達內部或是競爭對手眼裏，黃仁勳近乎於“洪水猛獸”，從鼓勵員工996式加班，到在100人的大廳公開“羞辱”員工，再到對競爭對手3dfx發起的反訴訟戰，種種事蹟數不勝數。
“黃仁勳是那種肉食性CEO。英偉達從全球吸納人才、專注於追求利潤和擊敗競爭對手，黃仁勳會把員工推到極限，要求他們完全信任並跟隨上陣，但同時他也是英偉達裏的傳統大家長。他愛他的員工，試圖在這裏建立‘可以工作一生’的文化。”《黃仁勳：英偉達之芯》作者斯蒂芬·威特告訴《新週刊》。在書中，黃仁勳毫無保留地向威特講述了自己的不安或偏執，他擔心英偉達的失敗，對不起員工、有辱家人。
風光無限只是暫時的。水面之下，這位新教父總在暗自擔心，甚至倍感焦慮。
《黃仁勳 英偉達之芯》
斯蒂芬·威特 著
湛廬文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24-12
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
(圖/IC photo）
儘管身家已經超過1000億美元，且經營着地球上最有價值的公司，黃仁勳仍會在凌晨4點準時睜眼，然後望着天花板——思考英偉達可能失敗的各種方式。
“假如AI系統不能如預期般運作，會出問題的，我得起牀去工作了……”恐懼催促着這位62歲的老將回到辦公桌前，逐個點開並回復2萬封來自英偉達員工的郵件。他曾要求員工提供每週5項重要事項清單，這是公司龐大臃腫之後，破除官僚作風的有效方法。
這聽起來有些瘋狂，但黃仁勳已經這麼工作整整32年了，他同時也是標普500的科技公司中，在職時間最長的CEO。
很難簡單用“勤奮”來概括黃仁勳。英特爾前CEO安迪·格魯夫曾說：“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21世紀商業評論》原主編吳伯凡認爲，這句話應該翻譯成，只有被迫害妄想狂才能生存。從這個角度看，“總是擔心被幹掉”塑造了偏執狂黃仁勳。
“儘管英偉達已經是全球最有價值的公司，但仍感覺像一個即將失敗的初創企業。亞馬遜和谷歌的員工，有點像躺在印鈔機上創造一切。而英偉達給我的感覺是——天哪，如果我們不能按時推出下一代具有出色新功能的GPU，公司的天花板就會崩塌，我的家人會以我爲恥。”威特告訴《新週刊》。
在每月的例會上，黃仁勳總會強調“我們距破產僅30天”。英偉達芯片獲計算機雜誌第二名時，他的反應也是“第二就是失敗者”。“黃仁勳成爲偏執狂的根源在於恐懼。他看到了這個行業競爭的艱難，看到芯片公司曾經的崩潰和衰退。”斯蒂芬·威特認爲，偏執本身就是芯片行業文化的一部分。
當1996年英偉達崛起時，S3公司是計算機圖形硬件的領頭羊，卻在兩年內光速破產。類似情況也在1998年的領導者3dfx身上重現，他們只撐到了2000年。
如今，同樣的故事可能在英偉達上演：英特爾和AMD都在加速推出人工智能芯片。老對手們在使勁兒追趕。同時。大客戶也可能是競爭對手——佔了英偉達上一財年收入近五分之一的谷歌、微軟和亞馬遜三家公司，目前都在開發自己的芯片。
“英偉達是當前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公司，並不是基於他們已經做了什麼，而是基於市場認爲他們未來會做什麼。”威特認爲，黃仁勳必須持續保持領先的身位，一旦稍有差池，股價就會面臨暴跌。“我想他甚至因此夜不能寐，擔心無法實現期望。”
憤怒是一種策略
(圖/視覺中國）
英偉達“奮進號”大樓內部視野開闊，從建築一端至另一端的距離可達數百碼（1碼≈0.91米），視線全無遮擋。這正是黃仁勳所期望的效果——如此一來，他就能360度全方位地觀察員工。
這個勤勉的“暴君”，日復一日地鞭策自己，也把低氣壓帶到了周邊。黃仁勳會對身邊人跟不上他思維感到沮喪，也會對員工說“你該像CEO一樣管理自己的時間”。他試圖在每個員工心中植入一種緊迫感——必須高強度運作、永不鬆懈，總要在心裏想着自己落後了。
緊繃的工作文化，推動着英偉達這個芯片工廠以每6個月爲週期，更新出全世界最好的下一代GPU，並在短短數年內，把推向市場的芯片數量翻了3倍。就像曼哈頓計劃裏的實驗室，來自全球各地的工程師在“奮進號”內積累了大量專利，然後親眼見證自己的技術改變世界。
基於領導者的偏執和焦慮，這家超級公司的工作自是不易。大多時候，英偉達的員工每週需要工作6天，常加班至深夜2點，還要應對頻繁的會議和嚴苛的時間管理。更重要的是，他們需要時刻保持警惕，迎接來自老闆黃仁勳的憤怒——“在英偉達，你要習慣站在一個有100人的房間裏，直面老闆對你持續30分鐘的大喊大叫。”斯蒂芬·威特說。
一位英偉達前員工曾回憶起，自己搞砸過一項小任務。黃仁勳在30多位高管面前質問他在公司待了多久，工資領了多少。這種“公開處刑”式的內部批判，並非人人都能適應。
“你很快就能看出誰能在這裏堅持下去，誰不能”，英偉達員工迪克斯坦言，“如果有人開始變得具有防禦性，你就知道那個人在英偉達待不久了”。
“黃仁勳的憤怒必有深意。”在威特看來，不同於馬斯克“你閃開，我來會更好”的咆哮，黃仁勳的憤怒更像是一種策略，目的是爲了將員工推到極限。對他而言，持續表達憤怒是祕密武器，而觀衆的存在至關重要，“失敗必須被公開”。
一個最好的佐證是，黃仁勳從不會無緣無故地對某人大喊大叫，而是特意等到有“觀衆”的會議場合，再讓現場批評變成教學示範。“他真的很愛自己的員工，但也是一個嚴格且高要求的父親。”
就像以暴躁著稱的籃球教練波波維奇，黃仁勳同樣試圖塑造他那些“賽場上”的員工，讓他們和英偉達不在殘酷的競爭中失敗。
“在內心深處，我依然是中國人”
(圖/IC photo）
儘管黃仁勳的要求近乎嚴苛，但從高管到員工，鮮少有人對他產生負面評價——在2024年Glassdoor的“最佳工作場所”評選中，英偉達仍位列第二。
“英偉達管理團隊、公司和員工之間有一種強烈的忠誠感。假如黃仁勳要從摩天大樓的窗戶跳下去，員工可能也會跟着跳下去。”威特表示。
跟着一起打江山也好，過關斬將慕名加入也罷，英偉達過去30年的成績不是祕密，足以讓員工學會無條件地信任黃仁勳。
畢竟“好運賭王”黃仁勳總能找到機會，然後帶着他們賺得盆滿鉢滿——比特幣熱時，英偉達GPU被“礦工”大量購買用於挖礦；新能源車企探索自動駕駛，英偉達Orin芯片成高端車型熱門選擇；最大的手筆，還是英偉達宣佈轉型人工智能公司後，當年股票暴漲了200%。
黃仁勳一次次的豪賭給員工帶來了無盡財富。投資人Ruben D說，英偉達78%的員工已成爲百萬美元富翁，其中一半員工的淨資產高達250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8億元）。威特同樣表示：“跟着黃仁勳的人，甚至只是和英偉達沾上一點關係的人，現在身家大約都過億美元了。”
除此之外，黃仁勳天生的領袖魅力，也讓員工們死心塌地。
與其他硅谷傳奇CEO相似，黃仁勳的故事同樣充滿“美國夢”色彩。他出生於中國臺灣，5歲跟隨父母到泰國生活，10歲時被父親送到美國的姨媽家，陰差陽錯入學了一所問題少年聚集的寄宿學校。由於年紀小、個子矮，他被安排每天掃廁所，靠給滿身刀疤的“大哥”們輔導功課，跟大夥打成一片。
如今，跟在大哥身後的馬仔已然成爲西方商業世界的大人物，但這段經歷讓黃仁勳始終保持着一種“外來者”的視角。
“我永遠是個移民”，黃仁勳曾向威特表示，“在內心深處，我依然是中國人。”他對愛情忠貞，與妻子的愛情已經持續將近40年。他酷愛各地美食，在家最大的樂趣就是當個家庭“煮夫”。當然，他也將內心深處的亞洲文化特質帶到了英偉達。
不同於Netflix直言不諱地告訴員工，“你不應該期望公司給予忠誠”，黃仁勳致力於在英偉達建立一種文化，一種“讓你在這裏工作一生”的文化。
在硅谷科技公司裁員潮來臨之際，黃仁勳會說“英偉達不會主動開除任何一個員工”。如果說，黃仁勳爲了鞭策員工，確實在扮演“嚴父”的角色；那麼英偉達也具備了一定傳統亞洲家庭的氛圍，員工的孩子甚至會跟他們的父輩一起，在這家公司工作。
“美國商業文化中沒有這些東西，這是黃仁勳從海外帶來的。”斯蒂芬·威特表示，在硅谷的科技公司裏，從未有一家像英偉達這般與創始人緊密相連，甚至蘋果和喬布斯也不能。
黃仁勳已經62歲了，他沒有繼任者，有的是60個直接向他彙報的下屬，他每天要做的是聽取彙報、下達指令，並讓他們嚴格執行，就像亞瑟王和他的圓桌騎士。即使是現在，他也絲毫沒有離開的打算：一切纔剛剛開始，他的熱情、精力和動力，正值人生高點。
在英偉達，沒有人可以取代黃仁勳。
(圖/IC photo）
以下爲《新週刊》和《黃仁勳：英偉達之芯》作者斯蒂芬·威特的對談節選（略有刪減）：
《新週刊》：採訪黃仁勳之前，你對這位科技教父的印象如何？與其他的企業家相比，這次採訪黃仁勳的體驗有何不同？
斯蒂芬·威特：採訪知名企業家總是有些困難，比如亞馬遜CEO傑夫·貝索斯，他身邊總是圍繞着律師和公關人員，回答經過精心排練、滴水不漏。但黃仁勳絕對不同，我在“奮進號”大樓看見他時，黃仁勳幾乎是獨自一人在飛機場大的總部內穿行。一進入採訪環節，他就帶着我四處亂逛。旁邊沒人盯着我們，他也不做預設，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在採訪前，有人提醒我說他可能會有些暴脾氣，但我從未想到會真的見識到。在最後一次採訪中，我向黃仁勳展示了《2001太空漫遊》作者阿瑟·克拉克對AI與人類關係的思考，結果我踩到雷，黃仁勳討厭這類問題，他直接對着我發火了，斥責我是在浪費他的時間。
但我覺得這是一種榮譽的象徵，彷彿被納入了他的“內圈”（inner ring，機械工程術語）。他確實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會對那些跟不上他思維速度的人感到沮喪。這是黃仁勳自己說的。
《新週刊》：從你的角度看，黃仁勳甚至不願談論AI對人類生存的影響，原因是什麼？
斯蒂芬·威特：我認爲他是真心這麼覺得（AI完全沒有風險）。關於AI是否危險的爭論點在於，你是否認爲AI不僅能思考，還會有生存慾望。如果它們“有內置不願被關閉的慾望”，這將極其危險。
傑夫·辛頓、埃隆·馬斯克等人承認目前AI沒有這些慾望，但哪怕一點點地引入支配欲、成功欲和排他欲，都很有可能失控。而在黃仁勳看來，AI對人類社會只有積極作用，反對AI就像反對電力或醫學、反對鐵犁和工廠一類的先進生產力。目前爲止，他是AI領域裏少數這麼想的人。
有關AI的問題之所以會觸怒黃仁勳，背後是他的工程師思維——AI沒有荷爾蒙、性驅動力，以及支配其他AI的慾望，這是錯誤地用人類權力結構的討論方式來談計算機，論點沒有事實根據，是虛假且無意義的。
《新週刊》：比起AI風險，黃仁勳曾說“世界上有更多值得我們擔心的事情”。眼下的黃仁勳更擔心什麼、恐懼什麼？
斯蒂芬·威特：可能他只關心他的公司？首先，他的競爭對手正在迎頭趕上。他還憂慮芯片賣給軟件工程師後，訓練出來的大語言模型效果不佳，會導致人們對產品失望、對英偉達芯片需求減弱。
英偉達是當前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公司，這基於市場認爲他們未來會做什麼。資本對英偉達的認可，也成爲了黃仁勳最大的壓力來源——你要知道，他一旦做錯了，賭注是將近一個小國家的GDP。我想他甚至因此夜不能寐，擔心可能無法實現期望。
《新週刊》：現在各家公司都在研發自己的AI芯片，你認爲英偉達的繁榮能持續多久？
斯蒂芬·威特：當前的市場估值表明，競爭對手很難趕上英偉達。其實，芯片的設計很容易被複制，競爭者們只需要撬開GPU的蓋子，用顯微鏡觀察並弄清楚它的工作原理。
英偉達的護城河在於CUDA軟件生態——它把科學家、開發者和技術專家鎖定在其中，1萬名程序員開發了機器學習應用程序，軟件中運行着1000萬甚至上億行代碼，且還在不斷進化。
想要競爭過英偉達，不僅要在芯片傳輸速率上打敗它，還要說服這些人遷移到自己的全新軟件開發生態，這幾乎不可能，因爲沒有人願意重寫哪怕10萬行代碼，這也是無論英偉達收費多少，都不容易被競爭對手打垮的原因。
(圖/IC photo）
英偉達是否會被趕超這個問題，與擔心微軟什麼時候會失去在Microsoft Word或Excel上的主導地位，或者亞馬遜什麼時候不再是美國首屈一指的電商平臺一樣。我認爲，競爭對手至今未能建立起接近英偉達所構建的軟件層。要想與他們競爭，幾乎需要黃仁勳主動退出。
《新週刊》：英特爾創始人安迪·格魯夫有本書叫《唯有偏執狂才能生存》，而你說“黃仁勳絕對是偏執狂” 。黃仁勳的偏執狂形象體現在哪些方面？這種偏執如何幫助英偉達在殘酷的商業競爭中生存下來？它的根源是什麼？
斯蒂芬·威特：我曾聽他描述過這樣一幕——“今天早上醒來，我的狗趴在我腿上。我盯着天花板，心想，哦！我真的不想起牀。現在是早上四點，我有1000億美元，我經營着地球上最有價值的公司，感覺我不需要起牀。但假如AI系統不能如預期般運作，會出問題的，我得起牀去工作了。日子真瘋狂，我是這麼生活的。”
這點和《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一模一樣。在英偉達工作，你必須習慣站在一個100人的房間裏，面對黃仁勳對你大喊30分鐘。黃仁勳觀點是失敗就必須被公開、要從犯錯中學習。如果這事放我身上，我可能會回懟。但不可否認，這樣做是有效的。在參軍時，教官會嚴厲斥責，讓士兵聽從指令；在籃球比賽中，教練大喊，讓球員專注於比賽。黃仁勳也是如此，他試圖塑造你，把你變成他需要你成爲的人。
但我不認爲他一開始就是如此，年輕的黃仁勳勤奮、好勝心旺盛，但絕不偏執。他是在一點點了解並進入半導體行業纔有所變化的。在競爭激烈的半導體行業，新產品要不斷被重新發明，黃仁勳看到許多公司僅僅因爲不夠“快”而潰敗——S3、3dfx甚至是英特爾。偏執正是行業文化的一部分，他從經歷中學到了這一點。
《新週刊》：黃仁勳向你提到過，自己內心仍是個中國人。他身上有哪些“中國”或“東亞”特有的烙印？又是如何把這種烙印帶到後來的創業以及英偉達的管理中？
斯蒂芬·威特：當他說這些時，我挺驚訝。黃仁勳其實沒怎麼在中國生活過。不過家裏人聊天時，都把自己當成移民。從在寄宿學校被嘲笑開始，他始終有一種局外人的視角，同時也在英偉達注入了一些亞洲或中國的文化價值觀，比如特別看重家庭，也從不裁員，希望員工真的能在此紮根一生。
《新週刊》：近距離接觸黃仁勳，他身上有哪些普通人柔軟、有趣的一面？
斯蒂芬·威特：黃仁勳擅長演講，面對1.7萬人的GTC大會，他可以站在臺上講兩個小時，很多都是即興發言。但實際上他非常抗拒公開演講，每次都會緊張。我見過黃仁勳在一個有400名建築師的會議上，面對臺下聽衆，顯得焦躁不安，雙腿不停抖動。
同時，他也不喜歡在美國棒球比賽中投出第一球。爲了那場比賽，黃仁勳和妻子在後院練習投球，睡前還一直研究如何投出好球，但很遺憾，當天的第一球還是失敗了。他是個擁有1000億美元的人，也是時代最著名的商人之一，卻擔心他在棒球比賽中的首次亮相表現得不好。這着實有趣。
《新週刊》：黃仁勳爲什麼如此鍾愛在公衆場合身穿黑皮衣？這種符號形象是他有意打造的個人IP嗎？
斯蒂芬·威特：我記得問過他穿的是什麼牌子的皮夾克，他不知道。事實上，是黃仁勳在LV工作的女兒，幫他打造的“皮衣黃”標籤。
(圖/IC photo）
黃仁勳是個工程師，他的服裝選擇更像是一種AB測試。像史蒂夫·喬布斯那樣的人，看到白襯衫+牛仔褲的經典搭配，他會說：“就是它了。”但黃仁勳會對他的穿搭進行測試，直至找到最終版本，而且一旦確定下來，他就去買一大堆同款。
當英偉達還在爲視頻、遊戲提供芯片時，黃仁勳的穿着和普通人沒有什麼不同；可當他成爲人工智能領袖時，情況就不同了。公司就是他，他就是公司。黃仁勳想向世界表明，英偉達正在做些特別的事情。
他以“皮衣黃”的穿衣風格塑造自己，也在重新塑造大衆對英偉達的認知。
編輯 DR
校對 遇見
運營 Hallucinog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