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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經濟數據釋放積極信號的背景下，爲何民衆的切身感受與宏觀數字之間常存在一道“溫差” ？當外部環境爲出口帶來不確定性，投資與消費這兩駕“馬車”應如何有效驅動經濟增長 ？本期《聊一波》邀請國務院參事室原參事、國家統計局原總經濟師姚景源，與聯辦總幹事王波明展開深度對話。
姚景源直指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痛點與堵點。從CPI、PPI的持續低位運行揭示的消費與需求不足 ，到提升居民收入、暢通國內大循環的迫切性 。他將爲我們剖析數據背後的真實經濟生態，併爲如何激活消費潛力、優化投資結構、讓經濟發展成果真正惠及民生，提出哪些值得深思的見解與建議？
一、不僅要關注GDP增速，更要關注付出的成本是多少？
王波明：姚參事，您曾任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今年第一季度經濟開局良好，GDP增長5.4%，但民衆似乎對此感受不深，未察覺到消費或收入的實際增長。請問這種實際感受上的差距是如何造成的？
姚景源：確實存在這種“溫差”。這主要是因爲我們目前採用生產法統計GDP，覈算三大產業的增加值。這從國家宏觀層面是重要的，但普通民衆是從微觀層面感受經濟。GDP只顯示增長，不反映爲此付出的代價。例如，今年一季度工業增加值增長6.5%，這很可觀。但同時，全國工業企業每百元營業收入的成本爲85.1元，同比增加了0.11元。這一分一釐的成本上升不容小覷，它會導致利潤下降。41個工業大類中，一季度有22個利潤下降或虧損，全國工業企業利潤總體下降0.3%。因此，微觀企業可能感受虧損或成本上漲，與宏觀數據有差異。我一直認爲，不應將GDP作爲衡量經濟的唯一重要指標，尤其在當前階段，民生指標應放在第一位。這樣能縮小官方與民衆的“溫差”，使大家對經濟狀況的感知趨於一致。
王波明：儘管一季度GDP數據不錯，達到5.4%，這其中是否也潛藏着一些令人擔憂的問題？
姚景源：具體分析確實存在一些需要持續解決的問題。例如基礎設施投資，今年一季度增長4.8%，表現尚可，且高於去年。我認爲當前基建投資的關鍵在於要更貼近民生。以城市地下排水系統爲例，2021年河南鄭州暴雨造成重大損失，暴露了排水不暢的問題。我們過去城市建設往往重地上輕地下，忽視了“裏子”工程，而日本東京、英國倫敦的下水道則非常先進。建設部已決定，計劃用十年時間，每年改造約一萬公里，最終徹底改造全國91000公里的地下排水網絡。這既是民生工程，也是有效投資，能拉動經濟，提升城市生活品質。
另一個問題是缺少好項目。目前投資主要依靠國家主導的大項目拉動，如高鐵、高速公路、港口碼頭等，這些很多已是世界第一。在項目選擇上，我主張更多地將篩選、確認和尋找好項目的任務交給企業和企業家，因爲他們對市場的盈利點更爲敏感。政府的角色應轉變爲幫助企業完善項目，這樣才能激發民營經濟的投資活力。我們不能輕視投資，作爲發展中國家，我們仍有許多建設任務和短板需要彌補。而且，投資能創造就業崗位，歷史經驗數據顯示，投資項目中約有20%至30%會形成員工的工資獎金等收入，並帶動上下游產業鏈。因此，今年仍需大力抓好投資，關鍵在於更多關注民生改善和投資效益，避免無效投資、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
特朗普之所以敢於向全世界發起貿易挑戰，其手中的王牌便是美國作爲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美國約有3.5億人口，而中國有14億人口，如果我們能建設好國內的巨大市場，其潛力無疑會超過美國。
二、物價不是越低越好，維持溫和通脹才能保經濟發展
王波明：我注意到一些數據，其可持續性令我有些疑問。衡量通貨膨脹的CPI指數近兩三年一直徘徊在0.1-0.2%的低位，第一季度甚至有所下降，這似乎表明消費不足。另外，PPI指數已連續30多個月負增長，這意味着企業持續降價，盈利困難，這是否是“內卷”造成的，由於消費不足，企業只能競相壓價？
姚景源：中國目前的物價漲幅在全球範圍內的確很低。低物價對民生，特別是低收入羣體是有利的。如果在經濟面臨較多困難，普通民衆就業和增收壓力較大的情況下，物價再高漲，民生底線就會被打破。
當前物價低的原因比較複雜。從正面看，反映了我們供給充裕，市場上沒有短缺商品。價格最終取決於供求關係，供給充裕，價格自然上不來。但另一方面，也存在消費不足的問題，民衆購買力不足，價格也會下行。此外，我們對微觀經濟干預過多，價格作爲市場經濟最重要的信號，應讓其真正反映供求關係，政府不宜過多幹預。
以豬肉價格爲例，前些年一些地方限制養豬，導致豬肉價格一度飆升至每斤40元。隨後政府又過度干預，鼓勵大規模養殖，去年生豬出欄超7億頭，導致豬肉價格跌至10元左右。這種干預擾亂了市場信號。目前牛肉、羊肉、禽蛋、蔬菜價格也都在下降。部分原因在於大規模進口牛肉等衝擊了國內市場。從消費心理學角度看，民衆“買漲不買落”，越降價越觀望，這反過來又導致價格低位運行。因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全國兩會都提出讓價格迴歸合理水平，保障生產者有合理利潤，以實現供需匹配。
從CPI本身看，其變化尚不能稱爲通縮，因爲通縮是貨幣概念，指流動性不足。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在一季度仍爲正0.5%，表明我們並非流動性不足。但PPI連續30多個月下降，主要影響的是鋼鐵、有色、化工、煤炭等生產資料價格，這確實反映了需求不足。因此，中國的價格問題需要全面分析。一方面要讓CPI回到合理區間，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西方國家那樣的高通脹。我們在遏制通脹方面經驗豐富，但在治理通縮方面，經驗和方法都有所欠缺，需要不斷完善。
王波明：您說得很對，現在提倡的是適當的通脹，比如回到1%-2%的水平。而且從消費觀念看，價格越低，購買意願反而越弱。
姚景源：我們實施了大規模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例如今年提高赤字率，加上其他發債資金，總額達10萬億人民幣，地方專項債也從去年的3.9萬億增加到今年的4萬多億，還有各類轉移支付，財政和貨幣政策力度相當大，貸款發放也在加力。因此，我們不能低估通脹風險，大量流動性最終可能推高物價。我贊同央行保持警惕，將防止通貨膨脹作爲一條紅線。但另一方面，當前物價持續低迷也影響宏觀經濟健康發展。根本原因還是要千方百計增加民衆收入、增加就業、提升大家對未來的預期，這樣民衆纔敢於消費，從而帶動價格回升。
此外，供給側改革也很重要。例如動畫片《哪吒2》的成功，說明我們供給方面仍有提升空間，許多影視劇作品不如一部動漫。要解決無效供給問題，堅持“蓋好房子”的理念應推廣到所有商品生產中。如果市場上都是優質商品，例如綠色食品，消費者自然願意以稍高的價格購買，這樣價格與價值就能統一，供給也能上新臺階。
三、今年消費補貼3000億，應該讓消費者自己決定“買什麼”
王波明：考慮到目前的經濟發展狀況，以及特朗普可能加徵關稅等因素，今年出口對GDP的貢獻甚至可能爲負，去年還有1.5個百分點的貢獻。在這種情況下，穩住投資和消費就顯得尤爲重要，至少要能抵消出口下滑的影響。
姚景源：特朗普之所以敢於向全世界發起貿易摩擦，憑藉的是美國作爲全球最大市場的王牌。這啓示我們，建設好我們國內這個14億人口的巨大市場至關重要，其潛力遠超美國3.5億人口的市場。當前，我們需要思考如何將部分原用於出口的產能轉向滿足國內市場需求。
王波明：我認爲歸根結底還是要讓老百姓有錢，並把提振消費能力作爲一項重要工作來抓。那麼，如何提振消費呢？
姚景源：提振消費，首先技術層面要讓大家有錢。因此，要千方百計提高工資，特別是企業要爲員工漲薪。但目前約36%的工業企業處於虧損狀態，漲薪困難。我主張政府可以提供支持，例如對漲薪企業給予稅收減免，甚至財政補貼，利用特別國債的資金也可以。其次，關於就業，今年就業壓力依然很大。一季度成年人調查失業率3月份爲5.2%，雖較去年有所好轉，但真正的關鍵時期是二三季度大學生畢業季。各地都在努力促進就業，今年預算安排了700多億用於擴大就業。我不主張把這些錢都用於舉辦大規模、形式主義的招聘活動，而應將資金直接補貼給吸納大學生的企業，做到精準高效。經濟學原理是樸素的，要講成本和收益，要把錢花在刀刃上。
第二，要讓存量財富升值。股票、房產是居民的主要存量財富，我國住房佔居民財富的60%，其價值波動影響重大。因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兩會都提出“穩股市、穩樓市”，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例如，我調研的江蘇紅豆集團董事長鍾海江提到，上證指數從2600點漲到3300點時，公司市值增加了50億。股市上漲，民衆財富增加，自然敢於消費。穩住股市可能比穩住樓市更容易見效。第三，要讓大家敢消費，必須解決後顧之憂，如醫療、教育、養老等問題。政府應加大在這些社會保障領域的投入。例如，提高醫保中政府的支付比重和數額，提高低保和社保水平。政府應明確告知民衆在解除其後顧之憂方面已做的和將做的努力，這方面的考覈比單純考覈GDP更爲重要。
王波明：確實如此。例如北京朝陽區發放消費券，鼓勵民衆在區內餐館消費、看電影等，這是一種短期補貼措施。長期來看，還是要解決醫療、教育、養老這些“三座大山”的問題。長短期措施並舉，纔能有效提振消費。
姚景源：我補充一點，關於消費中的“以舊換新”政策，例如汽車、家電等，去年投入1500億，今年準備投入3000億。這種做法的問題在於，補貼是由政府指定購買特定商品，實際上是對特定產業的傾斜，而非普惠性的消費政策。這可能導致各行各業爭相尋求政府補貼，滋生尋租空間。同時，這更像產業政策，扶持的汽車、家電等行業很多本身已是過剩產業。
短期內刺激購買能消化部分過剩產能，但企業可能因此進一步擴大再生產，導致更嚴重的過剩。這類耐用消費品，如汽車、電視，使用週期長達十年左右，現在集中購買，實際上是透支了未來的消費。我主張把消費主導權真正交給消費者。政府可以直接發放消費補貼，讓消費者自主決定購買什麼，就像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把生產權交給農民，農民根據市場需求決定種植什麼，從而解放生產力。政府有時習慣於替民衆做決定，往往費力不討好，客觀效果也未必理想。要讓消費成爲經濟增長的第一拉動力，這點非常重要。
姚景源：從根本上講，還需要解決居民收入佔比問題。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主要分給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塊。目前我國居民收入佔比偏低，不到60%，而發達國家普遍在70%以上，甚至巴西、印度也高於我們。居民收入佔比低，自然消費能力不足。提高居民收入佔比並非易事，因爲政府拿的那塊較大，且承擔了許多國外政府不管的事務，有越管越細的趨勢。要減少政府的份額，就需要進行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同時，政府作爲分配的“操刀手”，要主動削減自身份額，確實有難度。因此，在擴大消費問題上，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體制改革、指導思想轉變和政府職能轉變。
王波明：是的，您談得非常透徹。非常感謝姚參事做客《聊一波》，希望我們今天的討論能爲有關部門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和建議。謝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