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麥慶誼 珍妮弗·託斯蒂-哈拉斯
關於工作的民間智慧假定我們知道什麼是工作。前所未有的400米欄優秀運動員埃德溫·摩西（Edwin Moses）將自己的成功歸於“工作第一，娛樂第二”原則，兩者的區別是不言而喻的，工作有娛樂所沒有的目的。化妝品巨頭雅詩·蘭黛（Estée Lauder）曾對其銷售人員說過一句名言：“我能走到今天不是靠願望或希望想出來的，而是靠工作幹出來的。”這讓銷售人員認識到她的成功來之不易。技術佈道者和作家蓋伊·川崎（Guy Kawasaki）認爲，“之所以稱爲工作是有原因的”，這表明工作的本質不應是令人愉快或令人嚮往的。《湯姆·索亞歷險記》中著名的“粉刷”場景也反映了這些觀點，本來給姨媽家粉刷籬笆是個累活，可小說主人公假裝非常有趣，而且是他自願乾的，從而誘騙鄰居家的孩子搶着替他幹活。小說的講述者不無挖苦地總結道：“工作是一個人必須做的事，玩樂則不是一個人非做不可的事。”
這個並不現實的結論可以理解爲：想讓你的工作物有所值，卻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但它反映的現實是，與主要由心智完成的工作相比，人們往往低估體力活的價值。當工作關乎物質時，它與體力勞動中的體力消耗有關。“工人”一詞起源於14世紀，指的是負擔。正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描述的那樣，資本主義初期，工人在黑暗、危險和枯燥的工廠裏做工，他們集中精力幹好“某種簡單操作，並把這一操作當成他一生唯一的生計”。
在查爾斯·狄更斯的小說《艱難時世》中，工人們在一個“醜陋的城堡”裏做工，“磚牆將大自然阻絕在外，卻把致人死亡的空氣和廢氣封在裏面”。同樣，在新冠肆虐期間，一家肉類加工廠的工人在狹小密閉的空間裏屠宰和分割肉類，以致沒有聽到疫情暴發的消息，病毒迅速地蔓延開來。相比之下，從孔子到亞里士多德等古代思想家都有幸留下過論述勞動的文字，他們讓僕人或奴隸幹髒活累活，自己讚頌腦力勞動。古希臘語中，表達“日常辛勞”的詞是a-scolia，與“閒暇”是反義詞，“閒暇”是skole，它是“學校”的詞根。勞動的目的是使閒暇成爲可能，而閒暇的目的是啓迪智慧。因此，勞動和閒暇是不同形式的工作。
古希臘的a-scolia主要是知識精英所稱道的概念，它體現的是一種等級制度，即智力活動高於體力勞動，這種對待工作的傳統觀念一直延續至今。工人被認爲是從屬於管理者的存在。工人用雙手工作，而管理者用頭腦擺弄電子表格。在我們現在所說的知識型工作中就能看到這一點：從事知識性工作的人通常是擁有高級學位或有經驗的人，他們有資格成爲管理者並獲得高薪。它有別於體力勞動：體力勞動通常報酬較低，工人對於自己的工作時間、工作方法和就業保障幾乎沒有什麼控制權。
亞里士多德稱工作就是任何需要完成的事情。詩人泰戈爾認爲工作艱苦，“只有當慾望學會自律時，工作纔會變得容易”。多莉·帕頓（Dolly Parton）是深受人們喜愛的創作歌手，在其歌曲《朝九晚五》中，她指出工作就是在社會傳統上被稱爲“工作日”的這段時間發生的事情。社會人類學家詹姆斯·蘇斯曼（James Suzman）將工作定義爲任何爲實現目標或達到目的而有目的地花費精力或付出努力完成的任務。他的全面歷史記錄始於第一批居住在地球上的單細胞生物爲生存和繁衍所做的“工作”，最後還推測了第一批人工智能機器人將如何擾亂我們的工作世界。經濟社會學家保羅·蘭塞姆（Paul Ransome）對工作的論述側重於人類可以完成的工作，他爲工作提供了更具現代意義的標準。他稱工作是“有目的的權宜之計；需要付出腦力和（或）體力的；爲了換取工資或薪水而做；是一種公共活動，被認爲帶有稅收和保險等‘官方目的’”。
因此，集歷代和先賢的智慧，我們總結出關於工作的幾個基本要素。首先，無論我們是否喜歡工作，都會有人認爲工作是值得做的。此外，即便我們的想法可能不一致，但對於何爲工作都有自己的認識。工作可能是一種精神上的特權，也可能是一種體力上的負擔，甚至可能是一種精神上的負擔和體力上的特權。工作不同於閒暇或娛樂。儘管我們可能並不總是很清楚工作是什麼或不是什麼，但出於探討工作的需要，值得爲它下一個定義（如果你願意的話）。工作一般具有三個特徵：它是有目的的和需要付出努力的，並被社會所認可，這通常意味着它是值得獲得報酬的，儘管並不總是如此。然而，我們對工作的定義並不總是與面前的工作機會相吻合。
米歇爾和巴拉克的故事就是一部志向遠大、步步高昇的傳奇。他倆都出身卑微，就讀常春藤名校哈佛大學法學院，然後又進入一家聲名遠播的公司，從事令人羨慕的工作，直至取得最後的成功。他們的故事反映的是美國夢的實現，畢竟，他們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也有追求成功的決心，理應獲得這樣的回報。作爲初級合夥人，只要想成爲合夥人，甚至爭取更高的職位，不斷努力地工作就是必修的入門課。米歇爾反思道：“我是一名律師，律師就得工作。我們一直在工作。我們的工作時間與收入成正比。別無選擇。”與米歇爾在公司裏勤奮工作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蘇珊娜·阿萊勒（Suzanne Alele），她是米歇爾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室友兼密友。蘇珊娜出生在尼日利亞，在牙買加和馬里蘭州長大，米歇爾形容她“不受任何單一文化身份的拘束”。她是一個自由的靈魂。在大學裏，蘇珊娜週末參加派對，而米歇爾在圖書館學習。蘇珊娜“純粹以是否快樂來衡量她度過的每天的價值”。畢業後，她們的人生軌跡發生了分化。蘇珊娜沒有去另一所常春藤名校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而是選擇了一所州立學校，米歇爾認爲那樣壓力會小一些。
後來，蘇珊娜辭去了美聯儲的工作，和母親一起周遊世界，除了盡情享受生活，她不制訂任何計劃。米歇爾感嘆道：“當我穿着鋥亮的皮鞋，坐在盛德國際律師事務所的會議室裏，長時間地開一些枯燥的會議時，蘇珊娜和她的母親正在柬埔寨設法避免咖喱菜灑在無袖連衣裙上，或者黎明時分在泰姬陵宏偉的人行道上翩翩起舞。”可是，故事以悲劇結尾：旅行歸來後，蘇珊娜和她的母親都被診斷出患有侵襲性癌症。蘇珊娜死於淋巴瘤，年僅26歲，而那時米歇爾的父親去世才幾周。承受着失去朋友和親人的雙重煎熬，米歇爾不禁反思：雖然蘇珊娜並沒有因爲癌症而把快樂看得比事業更重要，但“我突然爲她一直無視我的建議感到慶幸。我很高興她不必爲了獲得某個高級商學院的學位而過度勞累⋯⋯蘇珊娜的生活方式是我沒有體驗過的”。
即使沒有深刻意識到活在世上的時間是有限的，你也面臨如何度過清醒時光的選擇。你可以像米歇爾一樣，選擇用工作效率來衡量你的每一天；也可以像蘇珊娜一樣，選擇用快樂來衡量你的每一天。有時，你似乎別無選擇：經濟狀況和需要決定了你要麼工作要麼不工作。然而，在這個越來越沉迷於工作的世界裏，我們有必要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你應該何時工作，以及工作多久？”對於普通人來說，這是個簡短的問題，答案也很簡單，很多人每天都生活在這樣的現實中：一天之中沒有足夠的時間去謀生和生活。我們的時間被上司和下屬、父母和子女、慾望和需求瓜分，幾乎沒有機會考慮還有什麼其他的可能性。當我們的報酬以小時計算時，時間就是金錢。不過，這個問題更值得深思，它涉及我們如何以一種有價值的方式利用我們在這個星球上的有限時間。多少工作纔算多？現在工作好還是以後工作好？
很多人都遵循着一條傳統的職業道路，即年輕時工作，爲年老退休時儲蓄，但正如蘇珊娜的故事表明的那樣，這種投資永遠無法保證一定會有回報。人的一生時間是有限的。要想找到爲明天工作還是活在當下的答案，就必須考慮選擇其一時可能需要做出的切切實實的權衡取捨。
（本文摘自《工作何求？如何追求有意義的工作》；編輯：許瑤）
《工作何求？如何追求有意義的工作》
[美]麥慶誼 珍妮弗·託斯蒂-哈拉斯 著
黃延峯 譯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25年5月
責編 | 要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