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有時候能在軍事裝備公開亮相前就說出部分進展情況，這種現象背後有實際案例作爲支撐。建國初期情報安全工作就面臨過挑戰。1950年秋季，國家安全部門通過追蹤異常無線電信號，破獲了一起案件。涉案人員原在舊政權國防部工作，新中國成立後隱瞞經歷進入北京某軍事機關後勤崗位，利用職務便利獲取志願軍部隊調動信息和武器裝備清單。每天工作結束後，此人攜帶小型電臺返回宿舍，在地下空間進行編碼發送，先傳遞給臺灣方面特務，再轉到美國。安全部門根據信號異常定位，在1950年秋季抓獲此人和20多名同夥，切斷了整個情報傳遞鏈條，避免了作戰部署外泄。案件偵破後，國家加強了保密法規建設，對涉密人員開展定期培訓，防止類似情況重複出現。
進入現代階段，情報竊取方式變得更加隱蔽。九十年代初，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下屬研究所一名副總工程師郭萬鈞參與戰略導彈設計工作，掌握相關參數和設計內容。沃維漢早年在德國留學期間被臺灣軍情局策反，回國後表面從事醫藥貿易，實際物色國防科技目標。兩人通過親戚婚禮場合在九十年代初相識。沃維漢隨後用物質利益拉攏郭萬鈞。從九十年代中後期到2003年，郭萬鈞多次提供多項絕密情報，包括導彈參數和設計細節。這些情報先通過臺灣渠道，再流向美國方面，讓西方在裝備公開前就形成對戰略武器進展的瞭解。傳遞過程中，情報從研究所內部流出，經過中間環節完成境外流通。
2005年初，國家安全部門從郭萬鈞家庭賬戶出現不明來源美元資金的情況入手，展開詳細調查。調查人員覈對賬戶交易記錄，鎖定異常後對兩人實施控制。法院審理認定，這些情報泄露對國家安全造成特別巨大危害。2007年5月24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死刑。郭萬鈞和沃維漢不服判決，提出上訴。2008年1月29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原判。同年11月28日，經最高人民法院覈准，執行死刑。案件處理完畢後，國家在國防科技領域升級保密措施，彌補了技術環節的漏洞。
海洋領域的類似活動也多次出現。2016年，江蘇連雲港漁民出海捕魚作業時，起網過程中撈起球形裝置。裝置表面帶有外文標記和電路部件。經鑑定，這類設備能夠採集水文數據、艦船聲音特徵和海底地形信息，幫助境外分析中國海軍活動。相同情況在浙江、海南等沿海省份的漁民作業中也有發現。國家安全部門根據漁民上報的線索，順藤摸瓜摧毀了多條投放鏈條。隨後在沿海地區加強巡查力度，漁民在日常出海時也形成留意可疑物體的習慣，一旦發現異常就及時聯繫有關部門處理。
這些案件的共同點在於，情報從內部流出或通過外部裝置收集，最終形成境外對相關領域的提前掌握。西方媒體和情報機構有時據此發佈信息，比國內正式公開渠道早一步。建國初期的後勤案件直接涉及部隊部署，現代的導彈研究泄露則指向戰略武器核心參數，海洋裝置則針對海軍活動軌跡。每次案件偵破後，國家安全部門都及時採取針對性措施，強化保密制度，涉密單位開展定期培訓，明確責任和處罰標準。這些行動確保了情報安全得到維護。
情報竊取活動在不同領域反覆出現，反映出境外勢力長期關注國防科技和軍事動態。導彈研究領域的案件顯示，科研院所承擔國家級項目，人員接觸核心內容，一旦出現漏洞就可能導致信息外流。海洋監測設備的投放則利用漁業作業頻繁的特點，在沿海海域佈設裝置，持續收集數據。安全部門通過異常信號追蹤、賬戶資金審查和漁民上報等方式，逐步完善發現機制。處理這些案件的過程，也推動了加密通信系統的國產化應用，避免外部技術潛在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