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干預、輿論的幫助，有可能幫助她們獲得一個全新的精神世界，更有勇氣地面對人生抉擇，也更有底氣地去向家暴一方主張自己的權益和人格
近日，兩名女子在西安市長安醫院被陪診者毆打一事引發關注，經警方證實，其中一名女子李某遭其丈夫毆打，目前男方已被西安市公安局經開分局行政拘留。據報道，施暴男子辛某已在派出所書寫保證書，簽字畫押稱以後不會再有此類情況發生，而李某也出具了諒解書。
但事情似乎沒有就此平息，隨着一些生活細節的曝光，事件還在互聯網上發酵。比如李某遭遇過不止一次的家暴，家屬稱其患上了抑鬱症，甚至有過輕生行爲。但據報道，她爲了孩子不願離婚，“你們不想要兒子，我還想要兒子”。
這也引發了爭議，不少網友表示不理解，甚至對李某惡語相向，“問過孩子了嗎”“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等等，類似言論在留言區隨處可見。
雖然“清官難斷家務事”，但家務事向來又是網絡討論的熱門話題，畢竟這沒有多少專業門檻，人們也可以代入自己的經驗進行判斷。但也正因爲家務事多基於“生活的經驗”，這也註定是千差萬別的，同一敘事很難適配所有情況。
其實在現實裏，因爲顧慮孩子而隱忍不離婚的情況並不罕見。今年7月，法治日報曾經報道過一個離婚案例，其中提到孩子“因父母要離婚而產生抑鬱，甚至到了不願上學的程度”。爲人父母者對於這一狀況有所顧慮，也是人之常情。
而在社會上，對所謂“單親家庭”也會施以異樣的眼光。客觀上，這些其實也構成了一種社會壓力，“單親家庭”的標籤會被一些父母視爲一種婚姻失敗的“懲罰”。
但是，這些並不見得科學，也不是必然的。比如今年5月，青島中院通報青島法院涉未成年子女離婚案件審判工作情況，其中就提到，部分婚姻解體並不必然給孩子帶來心理創傷，父母間的衝突、親子間的疏離纔是創傷根源。
同時，今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發佈《關於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離婚案件中開展“關愛未成年人提示”工作的意見》，要求對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行爲進行早期預防，引導離婚案件當事人正確處理婚姻自由與維護家庭穩定的關係，關心、關愛未成年子女。
可見，一些家庭的難題並非無解，更科學的應對方式當然也存在，但問題是李某，或者說其他遭遇家暴的女性，她們知不知道呢？這纔是問題的關鍵。
對於遭遇家庭不幸的女性，她們有限的生活經驗和實際狀況，比如對收入來源的考慮、對於男方的精神依賴、缺乏全面的育兒知識等等，是一種侷限，限制了她們做出旁人眼中的“最優選”。但是社會的干預、輿論的幫助，有可能幫助她們獲得一個全新的精神世界，更有勇氣地面對人生抉擇，也更有底氣地去向家暴一方主張自己的權益和人格。
因此，對於“爲孩子不願離婚”的說法，旁觀者們倒也不必一定要口誅筆伐。不妨抱着“瞭解之同情”，嘗試去理解各自的脆弱之處。同時也應當去思考，司法機關、社會機構、民間團體、公共輿論等，可以從哪些方面對類似當事人進行幫助，哪怕就是更多的科普“不要妖魔化單親家庭”也是有益的。
這些不幸的人，面臨的困境並不只屬於個體，但冷嘲熱諷終究無法解決問題，如何形成一種社會的託舉，才更值得探討。
紅星新聞特約評論員 清波
編輯 趙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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