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對一起特殊醫療糾紛案件的再審改判，將 “死後胚胎能否用於生育” 這一涉及倫理、法律的敏感話題推向公衆視野。該案中，喪偶女子李女士希望利用與亡夫生前留存的冷凍胚胎生育二胎，遭醫院拒絕後訴至法院，歷經一審、二審駁回後，再審法院以 “應區分喪偶與單身” 爲由改判支持其訴求，但最終因疫情等因素，胚胎移植未獲成功。
據《婚姻與家庭雜誌》報道，該案起源於 2021 年福州市臺江區人民法院的一起訴訟。李女士此前曾通過該醫院的胚胎移植手術成功生育，其與丈夫生前留存的兩枚冷凍胚胎仍由醫院保存。在丈夫去世後，李女士向醫院提出申請，希望繼續利用這兩枚胚胎實施移植手術，卻遭到醫院拒絕。醫院方表示，根據衛生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實施輔助生殖技術需遵循知情同意原則，應由夫妻雙方共同簽署同意書，李女士的情況不符合該規定。
一審、二審法院均認爲，李女士與醫院簽訂的醫療服務合同已隨此前成功生育履行完畢，據此駁回了其訴訟請求。但李女士並未認同該判決，向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再審過程中，法院形成了不同的裁判意見：合議庭認爲，李女士夫妻生前已有生育二胎的意願，僅因丈夫去世未能再次簽署知情同意書，且應將喪偶狀態與單身狀態作出明確區分，不能簡單套用相關管理辦法中的規定。最終，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改判，支持李女士的訴求。不過，受疫情等客觀因素影響，後續的胚胎移植手術未能成功實施，該案未引發進一步的法律後果。
這起特殊案件雖已塵埃落定，卻暴露出我國在輔助生殖技術倫理規範與法律規制方面的諸多空白，引發了法學界、倫理學界的廣泛討論。核心爭議集中在多個層面：其一，通過亡夫冷凍胚胎所生子女的法律身份如何界定？該子女是否屬於亡夫的親生子女，能否享有婚生子女同等的繼承權？其二，若子女享有繼承權，將直接影響亡夫生前遺囑的執行效力，或改變法定繼承的財產分配比例，可能引發家庭成員間的財產糾紛；其三，若此類訴求得到普遍支持，是否會引發連鎖反應？例如，男性生前留存的精子，在其去世後能否被配偶用於人工授精？精子、胚胎的保存期限缺乏明確限制，是否可能出現 “死後數十年仍有子女出生” 的極端情況？
更值得關注的是，輔助生殖技術的門檻差異可能加劇倫理風險。相較於胚胎移植，精子冷凍與人工授精的技術門檻更低、操作更便捷，若缺乏嚴格規制，可能被濫用。有觀點擔憂，部分羣體甚至可能利用該技術實現 “跨代生育”，如富豪留存精子數百年後由他人代孕生子，這將對傳統家庭倫理、繼承製度乃至社會秩序造成衝擊。
我國並非案例法國家，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的這一再審判決雖具有指導意義，但不能作爲普遍適用的法律依據。當前，相關法律對冷凍胚胎的法律屬性、死後生育的權利邊界、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等關鍵問題均未作出明確規定，亟需完善相關立法與倫理規範。在技術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應平衡個體生育權與社會公共利益，通過廣泛討論凝聚共識，建立健全兼顧倫理底線與法律公平的規制體系，避免因法律空白引發更多社會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