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既不能僅僅寄希望於個人和機構的慈善捐贈，也不可能通過簡單的財富再分配來實現，必須構建科學、系統的社會保障制度作爲支撐
文｜項兵
筆者在2021年9月6日《財經》雜誌上發表的《全球視野下的共同富裕：聚焦高品質包容性創富》一文中，提出實現共同富裕需要跨越三道坎：第一坎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根據世界銀行2025年數據，全球共有87個高收入經濟體）；第二道坎是從高收入經濟體進一步躋身發達經濟體（根據IMF 2025年數據，全球共有41個發達經濟體）。在41個發達經濟體中只有少數幾個國家實現了共同富裕，包括部分西歐國家（北歐四國、德國、法國、瑞士、盧森堡），以及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日本等。其中，一些發達國家由於人口和地域規模比較小（如瑞士、盧森堡），並不具備追求富強的必要條件。
而美國是個“另類”，因爲美國是自英國走向衰敗以來唯一實現了富強的國家，但是在共同富裕上並沒有成功。此外，值得反思的還有德國和日本：兩國在追求富強的道路上都曾經誤入軍國主義與擴張主義的歧途，歷經挫折甚至毀滅，在二戰後被迫將發展目標調整爲共同富裕，併成功地實現了這一目標。
在實現兩大發展目標所依仗的發展模式方面，筆者以各國的基尼係數爲參照，粗淺地分爲“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和“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三種類型。一般而言，基尼係數較高的國家多由“新自由主義”主導，美國便是這一模式的代表：其在創新驅動和市場活力等方面具有顯著優勢，但社會財富集中度高、收入差距明顯，實現了富強但是沒有實現共同富裕。而基尼係數相對較低的國家則往往屬於高收入、高福利的“社會民主主義”型經濟體，在制度安排上更接近於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例如部分西歐國家及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等。
本文首先觀察並提出發達國家“更上一層樓”的兩大發展方向及目標：富強與共同富裕，並在此基礎上繼續探討支撐這兩大目標的發展模式，即以市場經濟爲核心的資本主義如何鑄就“富強”之路，以及依賴一次和二次分配組合拳的社會民主主義如何實現“共同富裕”。
“富強”的唯一案例——美國
（一）美國的“富”與“強”
首先，美國在經濟領域建立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優勢，也擁有一個多維度、系統性的全球霸權體系。
這種優勢首先體現在其龐大的經濟體量上。1890年-2015年期間，美國購買力平價GDP（國內生產總值）的全球第一地位保持了126年。美國是全球唯一一個人口超過3億的發達國家。2024年名義GDP總量世界第一，達29.18萬億美元，佔全球26.22%（中國爲18.74萬億美元，佔全球16.84%）。2024年人均GDP85810美元，位列世界主權國家第八位（中國爲13303美元）。2024年最終消費支出總量世界第一，達23.74萬億美元（中國爲10.37萬億美元）。
這種優勢也體現在以美元霸權爲代表的金融體系的全球影響力，以及十分強大的創富能力上。筆者此前撰文曾指出美國是全球唯一一個同時具有“賺錢”“偷錢”“搶錢”三種“硬實力”的國家。在經濟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方面，2025年，美國的《財富》“世界500大”企業138家，全球佔比27.6%；2025年《福布斯》億萬富豪上榜902人，全球佔比29.8%；截至2025年10月27日，獨角獸企業數量725家，全球佔比55.6%。在筆者提出的“大風流創新”方面，美國產生了谷歌、臉譜、亞馬遜、特斯拉汽車等能夠“以全球應對全球”的企業。
其次，美國在自然科學與經濟學諾貝爾獎中長期佔據主導地位，自2000年以來的佔比更是持續領先：2000年至今，諾貝爾獎基礎科學得主中，美國獲獎者共121位，佔全球202位的59.9%；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中，美國獲獎者共51位，佔全球55位的92.7%。
美國孕育了衆多惠及全球的發明創造（如石油鑽井、飛機、互聯網、激光、GPS等），在系統性創新（產品、科技、商業模式、管理理論及理念、金融創新、現代企業制度及治理、企業羣體結構）上一騎絕塵，更在“大風流創新”方面獨樹一幟。
美國所宣揚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正義、博愛”等價值觀，以及“美國夢”等理念在全球擁有廣泛受衆；與此同時，以“華盛頓共識”爲代表的制度性理念也長期影響着衆多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取向。其影視、音樂、媒體、體育、快餐、社交平臺和種種消費品牌的全球積累塑造了美國更持久的軟實力網絡。
美國在二戰後主導重建了包括聯合國及其安理會在內的全球治理體系，並塑造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核心金融架構，既提供製度性規則，也鞏固自身影響力。
軍事方面，美國在全球擁有約750個海外軍事基地，佔全球海外軍事基地總數的75%-85％。同時擁有全世界最強大的海軍、空軍和核力量體系。美國以“世界警察”自居，提供安全保障與航道穩定等關鍵全球公共產品，在“王道”式秩序供給與“霸道”式力量展示間形成獨特的雙重支撐。
綜上，美國通過其軍事霸權、科技創新的全球引領，以及文化輸出和全球治理規則制定的“軟實力”塑造了一個立體化的霸權體系，成就了美國綜合國力的“強”；又通過金融霸權、“三種能力”以及“大風流創新”的新引擎塑造了全球第一的經濟帝國，成就了美國的“富”。
（二）美國“一次分配”與“三次分配”的組合
美國發達的“一次分配”（市場經濟）極大地激發市場主體的競爭活力，鼓舞了企業家精神，形成了強大的創新機制，培育出驚人的創富能力。
在二次分配上，美國的投入較大（2023年社會保障與教育總投入佔GDP比重爲36.1%），在全球排名比較靠前，但其公平公正性存在較大挑戰：比如美國8.5%的人口未被任何形式的醫療保險覆蓋。
可圈可點的是美國全球領先的三次分配。美國2023年度慈善捐贈總量爲5571.6億美元，約佔美國2023年國內生產總值的2.04%，其中個人捐贈是最主要的捐贈來源，佔捐贈總額的67%。相比之下，2023年中國內地社會捐贈總量爲1280億元，僅佔2023年國內生產總值的0.1%。
然而，美國依託高度成熟的市場經濟（一次分配）和全球最爲慷慨的捐贈（“三次分配”）構建了成功實現“富強”的方程式，但未能實現真正的共同富裕。事實上，美國社會結構性矛盾日益深化：其一，基尼係數近30年高居不下，遠遠高於警戒線0.4；財富分配呈現嚴重失衡，頂層1%人口占據34.8%社會總財富，而底層50%人口僅佔據0.9%。其二，社會流動性停滯導致階層固化，價值共識崩塌加劇已經嚴重的社會撕裂。
美國的發展經驗表明，僅依靠發達完善的資本主義市場機制，即使疊加個人和機構的慷慨捐贈或慈善行動，也未能解決共同富裕問題。而將責任轉移到企業層面的“企業社會責任”或所謂“包容性資本主義”實踐，至今未能將來也很難改變結構性不平等的現實。這充分證明了以“二次分配”爲代表的、政府主導的調節機制對實現共同富裕不可或缺。而這一機制的核心實踐者——部分西歐國家、澳大利亞、加拿大與日本是在全球範圍內最典型的代表。
“共同富裕”的案例——部分西歐國家
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在於高效發達市場經濟驅動的一次分配與強有力的二次分配相結合。西歐國家和美國一樣，以法治化市場經濟創造財富，但是部分西歐經濟體通過透明高效的政府主導型二次分配，既避免了“養懶人陷阱”，又有效縮小了貧富差距。社會民主主義正是依靠這套“一次加上二次分配兩手硬”的制度組合，構建了“高福利—高幸福”模式，使西歐成爲全球共同富裕國家最集中的地區。
首先，在貧富差距方面，2024年，歐盟的基尼係數僅爲0.276，而美國的基尼係數爲0.488，中國爲0.465。相比之下，在全球收入不均現象愈發嚴重的今日，西歐國家做到了控制收入財富不均，使經濟增長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體社會成員。
第二，西歐在社會流動性方面展現出無可比擬的優勢：世界經濟論壇《2020年社會流動性報告》顯示，全球社會流動性最高的20個國家中，西歐國家獨佔17席。
第三，2025年聯合國世界幸福指數前20名中西歐佔14席，人類發展指數前20名中西歐佔12席。
第四，西歐具有投入巨大、深度覆蓋、運行規範、公平公正且透明度強的社會保障體系，表2可見，西歐部分國家社會保障支出及教育公共支出佔GDP的比例普遍較高，這使人民基本上實現了衣食無憂、教育無憂及就醫無憂的“三無憂”生活狀態。
誠然，西歐國家在實踐社會民主主義中也出現過不少失敗案例，例如葡萄牙、意大利、希臘、西班牙、愛爾蘭這五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先後陷入主權債務危機幾乎破產。換句話說，社會民主主義（市場經濟主導的一次分配創富和政府主導的二次分配的組合拳）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
從追求“富強”轉向“共同富裕”的案例——日本/德國
（一）日本的發展路徑
日本在始於1868年的明治維新後高舉“富國強兵”的旗幟，迅速推進制度改革和工業化建設，成爲亞洲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這種轉型不僅使其在東亞崛起，也對當時的中國產生了巨大震動。然而，日本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自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起步，到20世紀30年代全面侵華，日本在軍國主義的歧途上越陷越深，最終導致太平洋戰爭爆發，既給中國和世界帶來深重災難，也給自身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戰後，日本被迫放棄軍國主義道路，實行“和平憲法”，將國家重心轉向經濟發展，自20世紀50年代起進入“高速增長期”，國民經濟年均增速近10%，被稱爲“日本經濟奇蹟”。到20世紀70年代，自認爲屬於“中產階層”的日本人比例高達九成以上，形成了世界少見的“全民中產社會”。同時，日本建立了較爲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確立了終身僱傭和年功序列的勞動關係，配合逐步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有效緩解了貧富差距，社會整體進入一種相對廣泛的共同富裕狀態。
可見，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以追求國家富強爲核心目標，既有成功的工業化和制度創新，也曾因軍國主義路線而付出沉重代價。戰後，日本把奮鬥目標從富強改爲共同富裕，成爲“一億中產”。目前，在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體中，日本是人口第一大、GDP第二大的單一經濟體。
（二）德國的發展路徑
上述路徑或許也適用於描述德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選擇與轉折。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約1860年-1914年）的浪潮中，新生的德意志帝國（成立於1871年）展現出驚人的後發優勢。它憑藉其完善的教育體系、強大的科研轉化能力以及對新興產業的戰略性投入，在化工（如拜耳、巴斯夫）、電氣（如西門子、AEG）、鋼鐵、光學等領域全面超越英國，迅速崛起爲歐洲大陸的頭號工業強國。這一時期，德國的國力與自信心空前高漲。
然而，統一後的德國雖然實現了所謂的富強，但是兩場由德國作爲核心策源地發動的世界大戰，不僅給世界帶來了空前浩劫，也將其自身拖入災難，其數十年現代化積累的“富強”成果毀於一旦。然而，也正是這種毀滅催生了德國曆史上深刻的一次路徑校正，在戰爭廢墟上進行了徹底的政治與經濟重構。德國在政治上建立了穩固的民主制與聯邦制，徹底清算了納粹思想；在經濟上開創了獨具特色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兼顧效率與公平。目前，在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體中，德國是GDP第一大、人口第二大的單一經濟體。
可以說，日本、德國經歷曲折、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既依賴外部環境與國際秩序的塑造，更取決於其在戰敗後的被迫戰略轉向和發展模式重構。
對其他國家發展模式和路徑選擇的啓示
在全球視野下觀察，躋身發達國家之後的第三道“坎”：“富強”和“共同富裕”代表着非常不同的奮鬥目標，這兩大目標的實現似乎是一個魚和熊掌不可得兼的挑戰。
首先，美國被視爲唯一稱得上“富強”的國家，但並未實現“共同富裕”。美國的發展模式是全世界最爲健全發達的市場經濟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雖然是創富的唯一方式，但僅靠市場經濟本身難以實現社會公平；而企業社會責任的弘揚以及其領先全球的三次分配也難以代替制度化的社會保障體系。其經驗表明，即便一次分配高度發達，三次分配高度成熟，兩者組合仍未能兌現共同富裕。
其次，共同富裕的經濟體則展示了另一種路徑：在法治基礎上通過發展高效的市場經濟體系創富，同時通過高投入、深度全面覆蓋、透明公正的社會保障體系實現公平分配。可見，唯有走社會民主主義道路，並將市場經濟的創富與社會保障的分配正義有機結合，才能構建真正的共同富裕社會。
以上對富強及共同富裕兩大奮鬥目標的觀察及其相關發展模式的分析，對中國、印度、巴西以及非洲大陸等人口衆多大國的未來發展目標及模式選擇也許不無參考價值。
而美國作爲繼英國之後唯一能夠實現“富強”的國家，其成功邏輯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筆者將在後續文章中就此進行探討，並進一步比較三種發展模式的內在機制及其未來可能的演變。
（作者爲長江商學院創辦院長、中國商業管理及全球化傑出院長講席教授；編輯：王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