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熊輝與梁莉是一對年輕的夫妻，婚後因瑣事矛盾不斷。2021年，梁莉帶着年幼的女兒小熊搬回孃家，兩人開始分居。
當年，梁莉向法院提起第一次離婚訴訟，熊輝認爲感情基礎仍在，孩子尚小，希望修復關係。最終，法院判決不準離婚。然而，之後兩人仍然分居，小熊主要由梁莉和其父母照料。
熊輝提出探望女兒，梁莉同意了。但熊輝工作繁忙，經常在晚上加班後才進行探望，影響孩子休息；節假日，熊輝也總因臨時有工作而多次更改探望女兒的時間。梁莉感到疲憊，讓熊輝直接到自己的住處看望孩子，拒絕他單獨帶孩子外出。熊輝認爲梁莉有意刁難，雙方發生多次爭吵。
2022年8月，梁莉的父母帶小熊在公園遊玩時遇到了熊輝。雙方交談之際，熊輝的父母和弟弟突然從隱蔽處衝出，隔開梁莉父母和小熊。熊輝趁機抱起小熊乘車離開，推搡間梁莉的父母摔倒在地。
梁莉的父母報警後，派出所進行調解，熊輝的父母和弟弟都來了，熊輝卻始終未露面，家人稱不知他的去向。梁莉在熊輝居住的小區等待一週，發現他已返回住所並正常上班，但熊輝拒絕讓梁莉見孩子，聲稱孩子已跟着爺爺奶奶回老家了。無奈之下，梁莉以熊輝侵害監護權爲由，申請人格權侵害禁令。
開庭當天，熊輝遞交了一份材料，說明小熊在老家生活，由自己的父母照料。法官詢問熊輝，能否讓梁莉見孩子，或者將孩子帶回。熊輝稱梁莉會嚴格管控孩子，除非她承諾將撫養權給他，否則不同意梁莉現階段見孩子。
法院經過審查後認爲，熊輝的行爲構成了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擅自改變孩子的生活環境，且未親自履行撫養和監護職責，還拒絕梁莉的探望。即便經過法院協調，熊輝仍拒不履行協助義務。因此，裁定熊輝在規定期限內將小熊送回原住所，並且禁止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或擅自將其帶離住所等侵害梁莉監護權的行爲。
隨後，法院組織雙方進行家庭教育指導，督促熊輝安排孩子返回現居住地。
在法官的不懈努力下，雙方最終達成協議，在離婚之前輪流撫養孩子，並且承諾雙方都不能再實施搶奪、藏匿孩子的行爲。
2022年10月，梁莉再次提起離婚訴訟。訴訟中雙方對財產沒有爭議，但在撫養權方面分歧較大。梁莉主張因熊輝存在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行爲，不應取得撫養權。
熊輝則辯稱，女兒已滿兩週歲，自己有多處房產，經濟條件和居住環境都優於梁莉，且之前小熊在老家生活很穩定，也說明自己能夠照顧好孩子。
法官在調解過程中指出，熊輝未經梁莉同意強行將小熊帶回老家，屬於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行爲。同時，小熊對母親依賴較強，希望熊輝多站在孩子的角度考慮。
經過法官耐心調解，雙方最終達成了共識：小熊由梁莉撫養，熊輝每月享有兩次探望權。
孩子上幼兒園之後，熊輝可以在寒暑假對小熊進行集中探望。熊輝、梁莉都承諾履行撫養、探望的約定。
02
律師說法
2025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二）》【以下簡稱“解釋（二）”】施行，針對婚姻家事案件中，一方阻止另一方探望，搶奪、隱匿未成年子女的情況給予了明確的法律指引。
“解釋（二）”出臺前後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救濟途徑有哪些區別，相關行爲對撫養權歸屬有什麼新影響？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解釋（二）”出臺前，相關救濟途徑比較分散，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雖然明確規定“不得以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爭奪撫養權”，但未明確具體的法律責任或救濟程序。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規定可以針對“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臨家庭暴力的現實危險”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這意味着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語境下適用人身安全保護令須以存在“家庭暴力”爲前提，適用門檻較高。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規定“有證據證明行爲人正在實施或者即將實施侵害其人格權的違法行爲，不及時制止將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可以向法院申請人格權禁令，但並未明確搶奪、藏匿孩子的行爲能否適用，實踐中僅有少部分案例得到支持。
“解釋（二）”第12條首次明確，實施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行爲的主體包括父母和其他近親屬，擴大了法律的約束範圍，將更多可能涉及此類行爲的主體納入監管視野，確保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在更廣泛的層面得到保護。同時，還明確指出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行爲可以直接適用人身安全保護令，無需先證明存在家庭暴力。
這一改變極大地簡化了法律適用程序，爲受害方提供了更爲便捷、高效的法律救濟途徑。此外，將監護權納入人格權保護範疇，爲人格權禁令的應用提供了清晰的法律指引。
同時，“解釋（二）”對搶奪、藏匿一方可能提出的抗辯理由進行了明確規範。如果搶奪、藏匿一方以另一方存在賭博、吸毒、家庭暴力等情形爲由進行抗辯，這些情形應當通過合法的法律途徑解決，引導當事人通過合法、合理的方式解決家庭糾紛，避免因衝動行爲導致未成年人的權益受到更大的傷害。
針對分居期間可能出現的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行爲，“解釋（二）”第13條明確規定，一方可以針對另一方的搶奪、藏匿行爲請求法院參照離婚後子女撫養規則，暫時確定撫養事宜，並要求直接撫養方協助履行監護職責。這一規定爲分居期間的撫養安排提供了法律依據。
夫妻離婚，雙方均要求直接撫養孩子時，孩子的撫養現狀會對撫養權歸屬產生重要影響。然而，這樣的規定在實踐中引發了不少問題：爲爭取撫養權，部分當事人可能實施搶奪、藏匿孩子的行爲，以形成對自己有利的撫養狀態。
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明確規定“最有利於未成年子女的原則”，但由於裁判標準很難實現絕對統一，搶奪方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因“維持現狀”而獲得撫養權，使得搶奪、藏匿孩子的行爲在實踐中愈演愈烈。
“解釋（二）”填補了這一漏洞。明確將搶奪、藏匿行爲列爲撫養權歸屬的否定性因素，強化了法律的威懾力。
“解釋（二）”通過細化救濟程序、明確行爲後果以及強化子女利益優先原則，系統規制了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行爲。這不僅爲受害方提供了更爲明確和有效的法律救濟途徑，還從法律層面引導父母理性解決矛盾，避免因衝動行爲而損害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權益。
因此，撫養權不僅“搶”不到，甚至可能因爲實施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行爲而失去撫養權。
本文摘自《婚姻與家庭》雜誌
原標題：《“搶孩子”爭撫養權，越搶越爭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