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與東盟開放合作已成爲世界共建開放型經濟新樣板，成爲世界和平發展的穩定之錨。今年5月，中國與東盟已完成自貿區3.0版談判，將爲中國產業出海東南亞帶來新的重大機遇。
在此背景下，2025陸海財經論壇於6月12日在新加坡順利舉行。本次論壇由西部國際傳播中心、中信出版集團聯合主辦，以“互聯互通，共商共贏：中國產業出海東南亞的趨勢與願景”爲主題，邀請200餘位中外政界、商界及學術界嘉賓，共商、共拓中國產業出海東南亞新機遇，緊扣時代脈搏，意義深遠重大。
我們特別整理了論壇中4位頂級智囊的現場演講，彙集了2025產業出海的新趨勢、新機遇和新挑戰，真知灼見，以饗讀者。
馬凱碩
世界沒有其他地區能像東盟這樣
實現50年的和平與繁榮
主旨演講：《應對不確定性，構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進程與前景》
馬凱碩 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特聘院士、新加坡前常駐聯合國代表
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不可思議的時代，未來的歷史學家審視當下，定會驚訝於世界的鉅變。今天，我將圍繞三個核心問題展開：首先，回顧四十年前的世界格局；其次，剖析引發顛覆性變化的關鍵因素；最後，探討這些鉅變對中國—東盟關係的影響及應對之道。
讓我們回到1985年。那年10月9日，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先生應邀在美國國會發表歷史性演講，開篇即感謝美國塑造了戰後世界秩序。他說道：“二戰後的世界和平與前所未有的人類進步，要歸功於美國的領導層。”
1945年後，美國與歐洲盟友共同建立了開放、公平的貿易體系——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並簽署了國際貨幣基金協議。這些框架協議的確推動了全球經濟的強勁增長，短短四十年，全球經濟規模增長了約100萬億美元！東亞地區受益於這一良性的全球環境，也實現了超高速增長。
如果李光耀先生今天仍在世並重返美國國會，我相信他無法再重複1985年的樂觀論斷。事實上，當年他就已警告美國不要使用“保護主義”，這會帶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阻礙經濟增長。而今天李光耀先生四十年前的警告不幸言中，美國因國內經濟問題，喪失了維護自由貿易的意願，轉而擁抱保護主義。美國的關稅政策印證了一個現實：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與自由貿易時代結束了，世界已經被顛覆。
世界爲何被顛覆？答案複雜，但關鍵因素在於美國國內。美國認爲，開放經濟，特別是接納中國加入WTO，導致其就業崗位流失，但更根本的問題在於美國內部的結構性矛盾，美國底層50%的人口並未從全球化中獲益。責任不能簡單歸咎於中國，美國自身的制度問題纔是主因，是結構性問題驅動的政策轉向。
特朗普政府背離全球化，無疑對全球體系構成巨大挑戰，可能是二戰後80年來最嚴峻的一次，預計2025年全球經濟增速將放緩至2.3%，爲2008年以來最低。
在這個日益封閉的世界裏，更體現出維護地區互聯互通的重要性。令人欣慰的是，東盟與中國的合作伙伴關係，已成爲一個成功且可貴的典範。爲何說中國—東盟關係可貴且特殊？放眼全球，審視大國與其鄰近中小經濟體的關係，歐洲與非洲，或者美國與墨西哥，歷經數世紀相鄰仍然關係緊張，難以企及中國與東盟的“鄰里關係”。
中國—東盟貿易實現了爆發式增長：自2001年簽署自貿協定以來，雙邊貿易額從當時的400億美元躍升至如今的9750億美元，接近1萬億美元規模！雙方關係之所以發展順利，一個重要原因是東盟作爲區域組織運作得非常好。相信我，世界上沒有其他地區能像東盟這樣，實現50年的和平與繁榮。作爲運轉良好的區域組織，東盟是與中國建立成功夥伴關係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同時，中國和東盟的經濟增長也是建立強大夥伴關係的基石。1980年，歐盟經濟規模是中國的10倍，如今兩者幾乎持平；預計到2050年，中國經濟規模將是歐盟的兩倍。2000年，日本（當時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東盟經濟規模的8倍，而預計到2030年，東盟將超越日本。
在當下全球經濟困難重重的環境中，中國與東盟的夥伴關係是少數幾個值得稱道的正面故事之一。通過本次論壇促進貿易投資增長，正是爲世界提供可借鑑的模式。我期待着與大家共同維護和深化這一可貴的夥伴關係，以應對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
何東
2025，不確定時代的“一線希望”
主旨演講：《2025年東盟與中日韓（10+3）區域經濟展望——在不確定性中穩健前行》
何東 東盟與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首席經濟學家
今天，我深感榮幸能代表東盟與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分享區域經濟洞察。AMRO成立於2016年，我們的目標是通過監督、區域融資安排、技術援助以及促進東盟與中日韓金融合作，爲宏觀經濟和金融的韌性與穩定做出貢獻。
當前全球貿易衝突正將東盟與中日韓地區推向風口浪尖。美國四月實施的關稅幅度創1930年代以來新高，越南、柬埔寨等國首當其衝。即使有90天的暫停期，金融業和投資者仍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
我們的研究表明，這種程度的不確定性對出口和GDP增長帶來了巨大影響，甚至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可能持續存在。短期衝擊已在數據中顯現：2025年區域增速可能滑落至4%以下，明年的影響可能更大。
儘管如此，與前幾次危機不同，如今東盟與中日韓地區手握三大韌性籌碼。第一，過去20年，內需現在已成爲該地區增長的主要驅動力；第二，中國超越美國成爲東盟最大的出口產品需求方，區域內貿易依存度顯著提升；第三，該區域的各經濟體擁有充足的政策應對空間，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抵消貿易戰的影響。
危局中往往暗藏轉機。當我們把目光投向短期陰霾之外，會發現東盟與中日韓地區正站在歷史性機遇的入口。從全球視角來看，過去二十年，東盟與中日韓是全球增長的最大貢獻來源，預計2030年前仍將保持這一經濟引擎地位。
更值得關注的是結構性變化：中美之間的貿易增速已落後於其各自與其他經濟體的往來，這爲區域協作打開新窗口；區域內服務出口增速已超越貨物貿易，但規模仍有巨大提升空間。外商直接投資（FDI）數據顯示，東盟FDI存量近2萬億美元，但中國投資佔比尚不足10%。而自疫情以來，中國對東盟的FDI已經翻倍，東盟對華投資亦快速增長，這表示雙向資本流動正加速激活。
中國與東盟的貿易結構正經歷深刻升級——製造業產品佔比雙向提升，技術類商品流動加速，中國躍升爲東盟工業品重要進口源。短期內貿易衝突確實會對該地區產生很多負面影響，但重要的是要理解，長期來看如何釋放地區發展潛力，可以採取哪些關鍵行動。比如，加快出口多元化，包括服務出口，以及深化區域內和區域間的一體化，將東盟與中日韓的規模優勢轉化爲系統韌性。
回望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至今，我們已築起遠比當年堅固的防波堤。如果當前加劇的地緣政治緊張或貿易衝突中存在一線希望，那麼更緊密的區域一體化就是那一線希望。
關鑫
從“賣產品”到“建生態”：
中國車企出海的三大挑戰
主旨演講：《2025中國汽車品牌全球化策略：從產品本地化到生態出海》
關鑫 長安汽車東南亞事業部副總經理
今天我來分享長安汽車對全球化戰略的一些思考：中國汽車品牌正從單純的產品輸出，邁向更深層次的生態出海。如今，中國汽車品牌已經憑藉卓越的品質、創新的技術和優質的服務，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國際消費者的青睞，但真正的全球化考驗纔剛剛開始。
當前中國汽車出海呈現強勁勢頭。2024年，以3100萬輛銷量蟬聯全球第一，其中新能源汽車銷量在新車中佔比突破40%；汽車出口持續火熱，連續8年保持全球第一大的汽車出口國的地位。值得關注的是，中國整車出口僅佔海外市場份額的9.1%，尤其在東盟、中東、中東非等新興市場，增長空間廣闊。
隨着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力不斷攀升，中國車企出海的策略正在由原來的單一的產品輸出，邁向更深層次的生態出海。這不僅僅是市場變化的必然選擇，更是企業在面臨全球競爭中不斷升級的戰略需求。總體來說，產品出海和生態出海大相徑庭，一個是追求快速訂單的快車道，另外一個則是注重長期本土化經營的寬廣大道。
但全球化之路絕非坦途，中國車企出海正面臨三重挑戰：
首當其衝的是貿易環境變化。歐盟反補貼關稅、美國高額關稅及零部件限制，直接推高了汽車出海的成本與風險，迫使我們必須通過本地化生產、加速本地化生產，構建區域產業鏈，多邊合作合資等方式降低高關稅和高壁壘帶來的衝擊。
其次是品牌信任的構建。根據益普索發佈的《2024中國品牌全球信任指數GDI報告》，全球消費者對中國品牌信任指數近五年上升了20%，但消費者對產品可靠性和售後服務的疑慮依然存在。爲了達成性價比到可靠度的轉變，中國汽車需要強化質量和售後體系，建立全球統一的品控標準，同時講好本土化的品牌故事。
第三大挑戰在於技術生態輸出。雖然中國新能源技術領先，但高能量密度電池、固態電池、輔助駕駛技術等核心領域仍需突破，智能駕駛更面臨歐美數據合規壓力。供應鏈企業“散而弱”的現狀，面臨着跨文化管理、政策合規、供應鏈本土化等挑戰，亟需培育具有全球整合能力的供應商體系。
爲了應對這三大痛點，達成從單兵作戰到全產業鏈協同的目的，中國車企應該重視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新能源汽車領域的研發和投入要突破核心技術，提升產品的性能、安全性和智能化水平。第二，要鼓勵供應鏈企業與整車廠同步進行海外的佈局。第三，完成生態模式的創新，通過技術授權、合資合作等方式融入當地產業，利用當地的生產能力和營銷網絡，加速技術和生態的出海。
中國汽車出海的挑戰，本質上是全球化能力的綜合考驗，短期需要應對貿易摩擦和信任赤字，長期則需要構建技術壁壘和生態話語權。相信在“一帶一路”以及各種貿易協定的加持下，全球汽車市場有望進一步發展。
朱林寧
未來十年，東南亞市場的投資邏輯
報告發布：《新一輪科技變革疊加區域市場紅利：2025東南亞產業發展投資報告》
朱林寧 中信建投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團隊分析師、研發部副總裁
當前，我們正面臨兩大關鍵形勢：一是新一輪科技變革的加速演進；二是區域市場紅利的持續釋放。亞洲市場，特別是中國與東南亞（東盟）區域，將是未來全球最具增長潛力的核心地帶，也是我們投資佈局的重要區域。
中國和東盟是目前主要區域經濟體裏面唯一高增長、低通脹的經濟體。近兩年來，雙方均保持着4%-5%的增長速度和0-2%的通脹水平。這是技術進步型、增長型經濟體的典型特徵，顯著區別於低增長、高通脹或滯脹衰退的全球經濟環境，爲區域經濟提供了堅實的起點。
對中國與東盟的價值投資來說，追求未來3-5年乃至10年的穩定長期收益，我們分析增長的三大要素，分別爲人口、資金和全要素生產率（科技、文化、治理等）。
首先，人口優勢顯著。中國與東盟合計擁有超過20億人口，不僅提供了龐大的勞動力基數，其勞動力質量也在持續提升。
其次，資金流向匹配。一方面，東南亞地區正成爲全球FDI（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增長最快的區域之一。另一方面，中國在資金利率下行、潛在投資需求旺盛的背景下，與東南亞需要資金、具有投資空間的現狀形成了較好匹配。
第三，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潛力強勁。畢業生數量位居全球前列，爲經濟持續增長提供人力保障。更爲關鍵的是，中國東盟自貿區3.0談判的全面完成，正從傳統的關稅減免，向更廣闊的視野拓展——致力於共同繁榮、經濟一體化、產業鏈的深度融合。
基於上述發展潛力，我們在從投資端重點關注的方向就是數字經濟。數字化是驅動新一輪產業革命和社會進步的核心引擎，涵蓋“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廣泛領域。
新加坡和重慶是兩個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作爲東南亞的重要樞紐，新加坡吸引了東盟地區近一半的投資，是東南亞製造業和服務業投資的重要窗口。作爲中國西部大開發的重要支點城市，重慶經濟表現較爲亮眼。例如，今年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位於全國城市首位，展現了高速發展的態勢。
爲把握這一次產業出海的歷史機遇，中信集團推出了“要出國，找中信”“來中國,找中信”全週期、一站式解決方案，全球多領域合作“實業廣覆蓋”服務，主要覆蓋綜合金融、先進智造、先進材料、新消費、新型城鎮化、智庫諮詢等業務領域，爲各類投資需求提供了強大的支撐，誠摯歡迎有合作需求的夥伴接洽。
最後，我想引用十年前習近平總書記訪問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演講作爲結束語：“展望未來，亞洲再次站到了引領歷史發展的前列。我們生於斯、長於斯，前途命運維繫於斯。”所以我們希望繼續在“五通”框架下，打造一個繁榮的投資圈，開創亞洲發展的美好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