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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問題不僅是通過提高收入來帶動消費的問題，而是如何進一步提高居民的消費率，這需要改變那些不敢讓居民消費的因素，如個人負擔的教育和醫療費用不斷上升等因素
文｜《財經》記者 王麗娜
編輯｜蘇琦
2025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了2026年經濟工作的八項重點任務，其中首次提出“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
高質量充分就業取得新進展，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分配結構得到優化，中等收入羣體持續擴大，社會保障制度更加優化更可持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明顯提升，這是“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
近日，《財經》就城鄉居民增收計劃、收入分配領域或將迎來哪些變化、如何提高農民養老金、如何進一步釋放消費潛力等問題，專訪深耕收入分配研究的經濟學家、浙江大學共享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實。
李實（資料圖片）。
實施居民增收，差異化的政策更有效
《財經》：日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2026年中國經濟工作的八項重點任務，其中之一是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這也是“十五五”規劃提出的。在當下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具有哪些意義？
李實：居民收入如何持續增長，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2025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此前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建議，都提出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這其中的一個主要背景是近五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有所下滑。根據官方數據，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義增長5.3%，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5.1%。過去五年，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與前一個五年相比明顯下滑，2014年至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接近7%。
居民收入增長，會帶來兩個影響。其一，收入增長會影響消費，提振消費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緊密相關。居民的消費主要受兩個因素影響，即現期收入和未來預期收入的影響，如果現在的收入高或者對未來收入增長有較爲樂觀的預期，都會相應增加消費。從提振消費的角度看，有必要提高居民的收入增長率。其二，提振市場信心，居民收入增長提速是一個積極的信號，意味消費會提升，投資會相應增加，推動經濟增長。
因此，現階段及下一步，從經濟增長、提振消費、擴大內需等方面來說，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也是一個重要抓手。
《財經》：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意味着收入分配製度或將迎來哪些調整？
李實：完善收入分配製度，進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是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關鍵。
通常來講，國民收入的分配關係，分爲居民收入、企業收入、政府收入。提高居民收入佔比意味着政府要讓利，企業通過提高勞動報酬份額、提升職工的工資與福利等。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佔比水平，這是一項系統性和長期性的任務，具體政策出臺還需要一定的時間，目前尚不清楚政策會惠及哪些人羣。
另外，我更傾向於出臺一些結構性的政策。近年來居民收入增長，但增長並不平衡。有些人羣收入增長速度較高，比如數字經濟行業、新興戰略產業的勞動者。公務員人羣、國企員工，他們的收入也能保持較快的增長。但低收入人羣，他們的收入增長較慢。還有一部分中等收入人羣，如從事個體經營、小微企業主，過去幾年因新冠疫情等外部因素衝擊，收入增長受到不小的影響。
因此，我認爲出臺一些結構性的政策，針對不同的人羣特點出臺差異化的政策，不論從提振消費還是促經濟增長來看，要比“一刀切”的政策會有更好的效果。
在這種情況下，應更多關注低收入人羣，在政策上更多地向他們傾斜，需要研究如何讓城鄉等低收入人羣增收。通過就業優先政策、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完善社會保障等措施，提高低收入人羣的收入，縮小收入差距。從提振消費能力和消費意願方面看，也應該把收入增長更多地瞄準那些能夠通過提高收入來更大幅度提升消費的人羣，他們就是低收入人羣。
我認爲，結構性的政策有助於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的狀況，進一步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緩解低收入人羣的生活狀況，這也是推進共同富裕的方向所在。
《財經》：當前，居民增收有哪些空間？實施居民增收計劃，有哪些可以使用或者發力的措施，你有哪些建議？
李實：當然，還是要創造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這就需要投資，當然消費也是一個方面。但如果居民消費率偏低，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就難以得到充分發揮。過去普遍認同凱恩斯主義，強調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即通過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就業機會隨之增加，居民收入相應提高。但投資過多，現在面臨生產能力過剩的問題。
我認爲，這次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一個非常重大的命題。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這個表述，目前還沒有得到理論界和政府部門的足夠重視。
一些政府部門的人員還沒有轉變思路，總是從傳統的“投資於物”理念出發，找不到投資的方向。此前在某地的市長座談會上，有關人員就表示想投資，但沒地兒可投都已經飽和了。
過去我們更多的講“投資於物”，“投資於物”主要是將資金資源投入鐵路、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現在，應該進一步研究如何做好“投資於人”。“投資於人”意味着圍繞着人的發展和福祉來投資，將資金資源投資於改善民生和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增進民生福祉。比如，投資教育和醫療保健、人的能力提升等，這對於經濟增長、拉動內需、提振信心等有重大意義，也有助於提高居民消費。
實際上，“投資於人”大有文章可爲，應該說有很多的政策空間，值得進一步研究。
縮小城鄉、地區、人羣間的收入差距
《財經》：“十五五”規劃提到，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您此前的研究提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民收入分配先向居民傾斜，後向企業傾斜，近年來居民收入份額有所回升。接下來居民收入份額有哪些可提升的空間，你有哪些建議？
李實：中國國民收入分配，主要是指政府、企業和居民間的分配關係，通常被稱爲“大分配”，“大分配”確定了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
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佔比有多大？從長期變化趨勢看，數據顯示，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居民收入佔比最高。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居民收入佔比不斷下降，持續近20年，企業收入份額上升。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08年以後，中國居民收入佔比緩慢回升，但還沒有達到90年代初期的佔比水平。
近年來，企業收入份額還出現一些新的變化。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08年，企業收入佔比總體上升。數據顯示，2008年之後企業間出現分化：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類企業不斷擴張，加上效益上升，收入份額逐漸提高；製造業等非金融類企業，受經營效益影響，收入份額有所下降。企業收入份額的分化，直接影響到不同行業間勞動者的勞動報酬。
另外，從全球來看，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居民收入份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仍然偏低。有一些國家，雖然居民收入佔比較低，但政府通過稅收等再分配之後，提供了更完善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政府收入佔比沒有一個標準，如果政府收入更多地用於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福利，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即使他們的收入佔比高一些也是可以接受，如北歐一些國家的政府收入佔比比中國高出不少，但他們提供的公共服務比我們好得太多了。比較糟糕的情形是政府拿去更大份額收入，但不是用之於民，而是去做一些與居民利益不相關的事情。
因此，當前收入分配格局有待進一步優化，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額尚有提升空間。初次分配上，應建立更加有效的以市場爲主導的分配製度，讓各種生產要素獲得更加公平合理的要素報酬。加快生產要素市場改革，破除企業部門存在的壟斷壁壘，縮小行業間的工資收入差距。在微觀機制上，企業內部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尤其是中小企業缺少這樣的機制。在再分配中，加強政府的稅收和轉移支付政策的調節力度，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縮小城鄉、地區、人羣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和收入差距。
另外，持續優化營商環境，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依法平等保護各類經營主體合法權益，降低創業門檻，也是實現居民收入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
《財經》：現在經濟進入新常態，又有一些外部環境的變化，居民收入增長面臨哪些壓力和挑戰？
李實：收入與就業直接關聯。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不是對所有人都產生影響，但會對部分人產生影響。當前經濟結構優化升級，一些傳統行業受到新技術的衝擊，存在就業替代，未來就業市場面臨調整的壓力。就業結構發生變化，就業形勢嚴峻，靈活用工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興起，工作預期不穩定，實際上也是一種新的就業壓力。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居民收入增收的壓力，可能更多來自就業壓力，因此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必須穩就業。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指出，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健全就業促進機制。多措並舉促進勞動力市場供需平衡，穩定勞動力市場和就業預期，這樣居民纔有長期的消費規劃和投資規劃。
《財經》：這幾年每年大學畢業生數量達上千萬人，很多人擔心教育回報率下降，以及經濟增長放緩，這是否會影響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收入？
李實：教育與收入的關係，是經濟學家始終關注的問題之一，我們對教育的回報率做過相關研究，其中包括對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羣體的收益率進行研究。
新世紀以來隨着高等教育擴張，20多年來高校大學畢業生數量不斷提升，勞動力中大學學歷人羣佔比隨之增加。讀大學獲得的額外收益通過收益率來衡量，我們研究發現，過去20年中城鎮就業人羣的教育收益率基本上保持相對穩定的狀態，特別是在2018年以前，接受教育的年限增加，收益率會有所上升，也就是說上大學接受高等教育，你會得到更高的收入。但是從2018年到2023年，這五年期間收益率有所下降。
近五年，大學教育收益率下降，與大學畢業生數量不斷增加，及前幾年受疫情影響就業形勢嚴峻等因素相關。但是值得關注的一個現象是，大學教育的收益率雖然有所下降，但大學生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
也就是說，目前大學畢業生的收入出現了分化，部分大學畢業生能獲得更高的收入，但是還有部分大學畢業生的收入可能還不如一般的中專生。一部分大學畢業生進入到新興產業、數字經濟，或者考上公務員、進入事業單位，相對來說他們的收入較高且能有較快增長。但是有一部分大學畢業生，進不到這些部門，又不願意像中專生、高中生，進入工廠和服務業，找工作的難度加大。當勞動力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供給卻在增加時，就出現工資下降或者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
哪些人羣更可能從居民增收計劃中獲益
《財經》：實現居民增收，公衆可能會更加關心實際的獲得感，比如工資能否增長，怎麼拓展財產性收入。你認爲，最有可能實現哪部分收入增長，哪些人羣更可能從居民增收計劃中獲益？
李實：居民收入通常分爲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我國居民的財產性收入佔比長期較低。
國家統計局的住戶調查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佔比約8.3%，農民財產性收入佔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約2.5%，城市居民財產性收入約佔10%。城市居民財產性收入普遍高於農民，這是因爲城市居民通過出租房屋、投資理財等獲得更高的財產性收入。現在受房地產市場影響，租金收入出現波動，不利於居民財產性收入的增長。土地是農民最重要的資產，但這需要通過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才能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中等收入人羣規模，在過去20餘年顯著增加，將來隨着居民收入增加，中等收入人羣規模還會有所增加。國家統計局使用的是絕對標準，將按照2018年的物價將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萬元到50萬元之間的家庭，定義爲中等收入家庭，對應的人羣即爲中等收入羣體。按照這個標準，只要經濟保持增長，居民收入提高，達到這個標準的家庭會越來越多，一部分低收入人羣通過收入增長就可以進入中等收入人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等收入人羣的規模還會增加，但隨着經濟增長放緩，中等收入人羣增加的幅度與此前相比可能會下降。
對低收入人羣，通過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保障低收入人羣的基本生活，避免低收入人口陷入貧困狀態。短期內大幅提高他們的收入也不現實，畢竟低收入人羣屬於社會上比較脆弱的人羣，他們文化程度較低，缺乏技能，財產積累薄弱，一旦碰到外部衝擊，抗風險能力較弱。
《財經》：構建橄欖型分配格局的關鍵是穩步擴大中等收入人羣，農民工是中等收入羣體的一個重要來源。最近幾年，農民工返鄉迴流的現象引起關注，近日湖北省提出多措並舉促進返鄉農民工穩定就業。目前農民工收入增長面臨哪些挑戰？
李實：農民工的收入增長，更多依賴經濟增長。農民工過去主要從事建築業、製造業，他們被這些行業擠出後，現在多轉向服務業，比如快遞小哥、騎手等，很多屬於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也是一種過渡性就業選擇，缺乏穩定性和社會保障。他們一旦遭遇較大的外部衝擊，缺少緩衝地帶抵禦風險，不像企業職工，有更爲完善的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保護。
不發生規模性返貧，是當前鄉村振興的底線。所謂規模性返貧，是指某一類型人羣中較高比例人口返貧或某一區域同時出現較大數量返貧人口。只是個別人的返貧，不屬於規模性返貧，這種情況在任何社會中都不可避免會出現，這需要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加強對低收入羣體的兜底幫扶和及時救助。
農民養老金如何提高
《財經》：養老金被認爲是影響城鄉居民收入的一個因素。近日，中央財辦表示2026年繼續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最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建議給農民養老金“提檔”。你認爲農民養老金提高到什麼標準比較可行，社會保障如何進一步完善以縮小收入差距？
李實：客觀地說，中國政府過去20多年，一直在改善民生和提質公共服務方面做出努力，也產生一定效果。通過強化收入再分配政策，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收入差距擴大的勢頭，但是相對於自身的發展階段和迫切需要解決的不平衡問題，現行的再分配政策和社會保障制度仍需要進一步改革完善。首先，社會保障要具有更大的普惠性，要覆蓋全部人口。應該說，這一目標基本實現了。其次，社會保障要具有均等化的特點，特別是社會保障中公共資源的分配要均等化。再有，社會保障的繳費和待遇要起到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如今現行的社會繳費並沒有按照累進制的原則，繳費帶來了收入差距擴大。總之，中國在普惠制的社保制度建立起來之後，改革的重點是提高它的公平性和均等化程度。
農民養老金低，這是一個基本事實。隨着這些年經濟發展，城鄉居民收入不斷提高，但農民養老金標準沒有太大變化。農民養老金，與城市退休人員養老金待遇千差萬別，很多學者關注到這個問題，近期討論也很多。在2025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年會上，我受邀出席併發言，當時我談到提高農村老年人養老保障和養老金待遇問題。
農村養老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後，且配套的醫療資源等較爲薄弱，在農村養老面臨很多問題。實際上，中國最好的養老方式是居家養老，和子女在一起，很多農村老年人的子女已經進城，應該創造條件促使農村老年人到城市去養老。但讓農村的老年人到城市去養老，主要面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是他們的養老金太低，一個是如何解決他們子女的住房問題。
我同意劉世錦的觀點，提高農民養老金標準。農民養老金的提高不能單純靠繳費的提高，更應主要依靠財政補貼。農民基礎養老金提高到什麼樣的標準，專家對此有不同的建議。劉世錦提出，到2030年每月提到1000元。我比他的觀點還激進一點，我認爲五年都太長了，能不能考慮每年漲200元-300元，三年漲到每月接近1000元？問題不在於財政能否負擔的問題，而是政府的觀念和意願，通過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更重要的是調整政府部門的理念，提高農村老年人養老金是可以做到的。
《財經》：讓農民進入城市養老，和子女在一起，但他們積蓄不多，怎麼才能創造條件？
李實：我當時在會上提了三個方案。第一個方案，他們在農村有宅基地，能不能把宅基地盤活。比如，可否考慮出臺宅基地換取補償金的政策，既避免宅基地的閒置浪費，也讓農村老年人經濟上稍微寬裕一些。第二個方案，建議提高農民的養老金待遇，增強農村老年人的經濟保障能力。如果能提高農民的養老金待遇，另外還有放棄宅基地的補償款，這樣他們進入城市養老也能更加體面，也能減輕政府和社會的養老負擔。第三個方案，呼籲城市保障房制度對外來人口開放，讓外來的年輕人有資格申請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讓他們能住得稍微寬敞一點，把他們的父母從農村接過來。
改變消費行爲，釋放消費潛力
《財經》：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發佈文章指出內需不足是當前經濟運行面臨的主要挑戰，突出表現爲居民消費率偏低，2024年中國居民消費率爲39.9%，其中一個因素是居民就業增收面臨壓力。最近一些年，中國居民消費率經歷了怎樣的變化，消費與收入具有怎樣的關係？
李實：最近很多觀點談到中國居民的消費率較低，不到40%。這個居民消費率是怎麼算出來的呢？剛纔提到國民收入由居民收入、企業收入、政府收入三部分構成，居民將收入的一部分用於消費，這部分居民消費支出佔整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覈算出居民消費率，這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消費支出在國民經濟總量中佔比的重要指標。2024年這個指標大概是40%左右。
另一個消費率指標，是根據住戶調查數據計算出來的。國家統計局在做住戶調查時，調查城鄉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消費支出等，通過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計算出城鄉居民的平均消費率。這個消費率，反映居民消費佔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這個消費率爲68.3%。但城鄉之間有差別，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率63.7%，農村居民消費率爲83.4%。農村居民收入低，消費佔收入的比重相對就較高，根據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原理，居民收入越高，其消費佔比越低。2024年的數據和五年前的2019年相比，又有一些變化。2019年全國居民平均消費率約爲70.1%，其中農村居民消費率爲83.2%，城鎮居民消費率約爲66.2%。也就是說經過五年時間，全國居民平均消費率下降近兩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消費率幾乎沒有變化，但城鎮居民消費率下降稍微明顯一點，下降約2.5個百分點。這個平均消費率數據，更能反映出居民拿到收入後有多大比重用於消費。
消費率數據到底是偏高還是偏低，沒有一個科學的界定標準。從提高消費水平來說，如果提高收入，在消費率不變的情況下，提高居民收入自然就會提高消費，消費總量會相應增加，這是消費的收入積極效應。如果在影響消費率的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提高收入後，一部分人羣的消費率會有所下降，這是消費的收入消極效應。現在的問題不僅是通過提高收入來帶動消費的問題，而是如何進一步提高居民的消費率，這需要改變那些不敢讓居民消費的因素，如個人負擔的教育和醫療費用不斷上升等因素。
因此，如果提高前一個居民消費率，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如果提高居民消費佔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即後一個消費率，需要改變居民的消費行爲，如讓居民對未來更有信心或減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
《財經》：近年來中國居民的儲蓄總量不斷攀升，很多居民把錢存進銀行，如何改變居民的消費行爲，釋放消費潛力？
李實：一部分人的消費受到收入的影響，收入是居民消費的主要來源。還有一部分人有錢，但不敢花錢，像我們通常講的預防性儲蓄，這是個體出於安全防範作出的選擇。如果未來家庭可能會遇到一些風險，面對一些不確定性，我不知道到底存多少錢纔夠用？這種情況下，我就只好節省消費多存錢，這給現期消費帶來影響。
特別是一些中等收入人羣，孩子處在幼年，考慮家庭長期的穩定和對孩子教育質量有較高的預期，必須做出一些備案，有一個儲蓄目標。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標準，中等收入人羣標準是一個絕對標準，實際上其中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剛跨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分界的標準。可能只是最近五年收入增加，才跨入中等收入人羣，但仍然處在中等收入的下層，如果收入不穩定，很容易回落到低收入人羣，相當一部分人面臨這樣的風險。對這個部分人羣來說，促進收入增長和穩定收入預期，就變得相當重要。
改變消費行爲，還需要改變儲蓄行爲，這是一個相對比較複雜的問題。如能持續完善在基礎教育、醫療、養老和低收入羣體救助等方面的社會保障服務體系建設，提高居民抗風險的能力，對提高消費率會有幫助。
《財經》：有一些研究數據提到，低收入人羣收入增加，相應地他們的消費率就會相應提高。
李實：實際上，低收入人羣的消費率會比較高，因受制於他們較低的收入水平，消費支出佔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較高。低收入人羣每增加100元的收入，可能會花費90元甚至更多用於消費，但對高收入人羣來說，他們的消費已經飽和，增加的收入基本上不會增加太多消費。
差別就在這裏，如果是從增加消費或者提振消費的功能出發，政策需要更加偏向於那些能把增加的收入更多轉向消費的人羣，也就是低收入人羣。
《財經》：房產在中國居民的財富中扮演重要作用，現在房價波動。一種觀點認爲，房價下降，會使居民對財富增長缺乏信心，減少消費。一種觀點認爲，房價下降會促進消費。對此，你怎麼看？
李實：從理論上說，房價下降有兩個效應。房產價格下降，意味着很多有房產的人擁有的房產價值在貶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會影響到他們的消費，在收入既定的情況下，更多的財產積累也會帶來更多的消費。但對沒有房產的人羣、租房居住的人來說，他們可能是未來希望買房的人，房價下降後購房成本減少，有可能會促進他們消費。比如，原來我期待買套500萬元的房子，我需要每個月省喫儉用存錢，現在降到300萬元，購房支出下降，也會影響到我的消費。這只是講到房價下降對消費帶來的直接效應，它還有間接效應，因爲房價下降會帶來產業鏈的影響以及購房行爲的影響，這些都會被消費者所觀察到併成爲其消費行爲的影響因素，應該說這些影響都是負面的，導致消費下降。
因此，它既對一部分人羣消費起到抑制作用，也對另一部分人羣的消費起到刺激作用，同時還有間接效應。對整個社會來說，總效益到底是有助於消費還是抑制消費，要對比這些不同的效應，這需要結合整個社會擁有房產和沒有房產的人數、這些居民的收入情況等具體數據做出細緻的分析，不是理論上能簡單說明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