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永曦，經濟學家、企業家，2026年1月27日去世。
口述｜王波明
整理｜朱弢
翁永曦在2026年1月27日過世，我感到很遺憾。他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初期，也就是上世紀80年代初，算是風雲人物，後來他也被稱爲“改革四君子”之一。
我最後一次見到翁永曦，還是在2019年。當時，《財經》推出獨家系列專題：“《我們的四十年》——致敬中國改革開放”，邀請參與或見證改革開放以來決策和發展的當事人，一起回顧改革歷程，展望未來。
這個專題的第一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的起點》，第二集就是《農村改革：在希望的田野上》。當時我邀請了翁永曦來參加討論，他正是那場改革的親歷者。
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的近10億人口中，有8億生活在農村，有這麼多人種糧食，居然還是養不飽城市人口，買糧食還得用糧票。翁永曦說，當時農村的問題有三個：一是人民公社制度，土地集體所有，大夥兒綁在一起幹活；二是農業生產效率很低；三是普遍的貧困，每人一年平均大約有350斤口糧，這些粗糧經過加工後只有80％的商品糧。
所以改革的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解決人們喫不飽飯的問題。
1978年冬天，一羣安徽鳳陽小崗村的農民，在村支書的帶領下，偷偷簽下“生死狀”，摁下血手印，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戶。他們知道，這在當時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要“掉腦袋”的。但他們更知道，再不改變現狀，就活不下去了。
1978年春，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私下籤訂的“生死狀”。（資料圖）
就在小崗村悄悄分地的幾乎同時，召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文件裏還明文寫着“不許包產到戶”。但是當時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聽說一個生產隊把土地分到家了，老百姓積極性高，起早貪黑地蹦高幹。他就覺得可以試一試。但當時畢竟“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不久，“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個帽子還很嚇人。
一個現在看起來並不複雜的問題，當年卻引發了巨大的爭議。
1980年召開的省委書記會議上，一部分省委書記堅持仍然是人民公社集體化，一部分就說可以搞“包產到戶”。黑龍江省委書記楊易辰和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發生爭論，池必卿說，“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新華社記者以此爲標題，進行了報道。這反映了當時普遍存在的兩種思想，兩個心態。會議最後產生了一個文件，沒有全面鬆綁，但是把一部分地區放開了。
翁永曦正是在這個歷史關頭開始參與到農村改革中去的。1979年，在內蒙插隊十年後，31歲的翁永曦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中國農民報》任見習記者，剛工作了不到一個月，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被當時的國家農業委員會主任杜潤生看中，調到了農委研究室工作。
在杜潤生等人的支持和領導下，1981年2月，在北京大學的一間會議室裏，悄然成立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下稱“發展組”）。這個主要由在校大學生和翁永曦這樣的年輕人組成的小組，在後來的農村改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那一年暑假，他們到安徽調查，基本共識是包產到戶很好，並形成一個報告上送。當時的胡耀邦等中央領導看完後認爲，報告把農村包產到戶的問題說清楚了。其後在各方力量推動下，1982年1月1日，當時的中共中央發出第一個“一號文件”，正式承認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也就是“包產到戶”被合法化了。
1982年，杜潤生在“發展組”的基礎上，推動成立了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有一天，杜潤生找翁永曦談話，說要給農研室選一個副主任。副主任是什麼概念？就是副部長了，因爲農研室當時是部級單位。後來杜潤生決定投票選出副主任，好些人就投了翁永曦。這意味着，當時可能連處級幹部都不是的翁永曦，一下子變成副部長了，跨度太大了，他就想自己才30出頭，怎麼忽然變成副部長了，還推脫了一下，杜潤生就找他談話，說“既然大家投票都投你了，那你就來幹”。
在杜潤生的帶領下，翁永曦這幫年輕人爲此後的農村改革打下了基礎，參與起草了連續五份“中央一號文件”，都是關於農村改革。
至於翁永曦本人，則命運起伏。他曾經年輕得志，身居副部級。但後來因種種原因，他被調任安徽鳳陽當縣委書記，照樣幹得風生水起，推動“政府搭臺、企業唱戲”，大力發展當地的鄉鎮企業。雖然後來他下海經商，但我知道，他從未放棄對農村問題的思考，終其一生，都在關注和研究“三農”問題。
今天回望，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槍是從農村打響的。從“包乾到戶”開始，一系列改革解決了最根本的問題——喫飽飯。在翁永曦的印象中，分地的當年，小崗村就實現了糧食產量翻番，交完公糧後解決溫飽有餘，第二年就可以賣餘糧，第三年很多農民開始蓋新房。“一年喫飽飯、二年賣餘糧、三年蓋新房”成爲小崗村等實行包產到戶農村的一個普遍現象，也成爲改革的突破口。
短短几年間，改革迅速取得成效。1978年，中國糧食總產量爲3.048億噸，1984年中國糧食總產量達到了4.073億噸，六年間平均遞增4.9％，是1949年以來產量增長最快的時期。農民終於過上了溫飽有餘的生活。
1984年，中國政府正式宣佈，中國已經基本解決溫飽問題。
而這背後是億萬農民的敢闖敢幹的樸素精神，是一批像翁永曦這樣“懂農村、愛農民、敢擔當”的改革者的順勢而爲，幹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在跟我交流中，翁永曦講過：“說一千道一萬，順了農民的心是最核心的一條。”這句話，我印象深刻。
我作爲一個過來人，曾經歷過改革開放前的日子，經歷過每月掙30塊錢的收入水平，經歷過每個月只能喫二兩肉的票證時代，經歷過一年只能換一身衣服的緊缺生活。這種經歷與改革開放後今天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反差。
現在看來，從農村改革使得人們能夠喫飽飯，到後來又通過建設經濟特區、允許私營企業發展、推動價格改革、分稅制改革等重要舉措，再到明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而創立資本市場到金融體制改革，建立商業銀行體系，從打破國企壟斷到房地產市場改革，從開放企業經貿權到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再到人民幣匯率機制並軌，這才使得中國取得今天的經濟成就。
我經常在想：究竟是什麼，在這40多年裏驅動了中國發生這樣一種翻天覆地的變化，並釋放出這麼大的發展動力？
這些重要改革最終能夠在現實中落地，要歸功於當年鄧小平的“兩論”。一個是“摸着石頭過河”的“摸論”，一個是“不管黑貓白貓，抓着老鼠就是好貓”的“貓論”。
回顧40多年前的農村改革，以及當時引發的爭議，說明當時的決策層沒有一開始就想好路，而是選擇“讓農民試一試”，讓人們用腳、用手、用命蹚出來一條可行的道路。像翁永曦這樣的一批年輕人，並沒有什麼資歷，就能夠參與到國家政策的制訂過程中，也恰逢當年“迫切改變現狀”“什麼都允許嘗試”的改革氛圍。
當下，在城鎮化持續推進的背景下，農村改革還沒有結束，包括農村資本的盤活、城鄉要素平等交換等問題仍有待解決。就此來看，改革從來沒有終點，而是一個永不止歇的進程。
現在，翁永曦離世了，而他代表的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精神，永遠值得被銘記。
（王波明爲《財經》雜誌前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