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德國聯邦統計局發佈的最新經濟數據引發全球關注。這個曾以嚴謹勤奮著稱、被譽爲“歐洲火車頭”的工業帝國，在經歷連續兩年經濟衰退後，2025年GDP僅實現0.2%的微增，所謂“經濟復甦”被業內解讀爲“地板上的輕微抽搐”。與此同時，其高企的社會福利支出與獨特的稅收模式背後的深層矛盾逐漸顯現，不僅關乎歐洲經濟的穩定，更給全球各國經濟發展與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敲響警鐘。
數據顯示，2023年德國GDP同比萎縮0.9%，2024年繼續萎縮0.5%，連續兩年陷入衰退泥潭。2025年雖實現0.2%的小幅增長，但增長動力疲軟，主要依賴家庭和政府消費支出拉動，而作爲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德國2025年出口同比下降0.3%，已連續第三年下滑，設備投資與建築投資規模均低於上年水平，經濟復甦基礎極爲薄弱。德國伊弗經濟研究所的調查顯示，企業管理層信心已連續第二個月下滑，多數企業對2026年經濟走勢仍持謹慎態度。
與疲軟經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德國的社會福利支出持續高企。2024年，德國社會福利總支出高達1.35萬億歐元，佔GDP的比重達31.2%，這一比例較2023年的30.2%進一步攀升，再創歷史新高。這一規模相當於將中國多個經濟最強省份的財政收入總和，全部用於社會保障支出，其福利體系的沉重負擔可見一斑。據悉，德國作爲“福利國家”的發源地，其社會保障體系涵蓋醫療、養老等多個領域，但隨着老齡化加劇，這一體系正面臨嚴峻財務挑戰——2024年德國65歲以上老人佔比達23.2%，預計2030年將升至26.39%，醫療保險儲備已降至僅夠0.1個月支出的水平，遠低於法定緩衝標準。
爲何德國能長期支撐如此高昂的福利支出？核心原因在於其高額的稅收收入。據德國經濟研究所預測，2025年德國稅收和社會繳款將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1.5%，創歷史新高，這一比例遠超全球多數國家。其中，以德國爲首的歐盟成員國，基本增值稅率維持在20%左右，儘管德國曾在2020年短暫下調增值稅率以刺激經濟，但整體稅負水平始終處於高位。
值得注意的是，德國的稅收模式具有鮮明的“全球收割”特徵。作爲歐洲的製造中心和價值增值中心，德國的增值稅作爲間接稅，可通過出口環節實現稅負轉移。與中國出口商品增值稅退稅至0不同，德國出口商品退稅後仍會保留約10%的增值稅（實際退稅率爲11.4%—13.6%），相當於通過出口商品向其他國家收取稅收，間接“收割”他國GDP。這種模式使其在維持高額財政收入的同時，減輕了國內企業和居民的直接稅負壓力，成爲支撐高福利體系的關鍵。
對比來看，美國的債務與養老體系困境則與德國形成鮮明反差。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養老基金持續虧損、入不敷出，而美國政府應對債務問題的主要方式是印鈔和貨幣貶值，導致持有大量國債的養老基金進一步縮水，最終陷入“養老難”的困境，甚至出現所謂“斬殺線”現象——老年羣體的養老保障難以維繫。這一問題的根源在於，美國外國持有國債的比例持續走低，難以通過“全球割韭菜”緩解債務壓力，只能通過犧牲養老基金等方式維持財政平衡。
德國的困局與美國的教訓，不僅關乎歐洲經濟的未來走向，更給正在全力拼經濟的中國帶來深刻警示。當前，中國養老金體系也面臨諸多挑戰，養老金連年上漲、體制內外養老待遇差異等問題，對財政可持續性構成考驗。業內人士指出，養老金體系的長治久安，不能依賴短期的財政補貼，關鍵在於建立可持續的運行機制——若無法像德國那樣實現稅負的合理轉移，或像美國那樣通過全球佈局緩解債務壓力，單純依靠財政投入難以維持體系穩定，甚至可能重蹈美國養老體系的覆轍。
此外，養老金與股市的關係也值得警惕。美國養老金在2008年救市過程中損失慘重的教訓表明，養老金作爲保障民生的“保命錢”，若過度追求股市收益，不僅難以發揮救市作用，反而可能因體量過大影響市場公平，最終導致自身虧損，危及養老保障安全。
無論是德國高福利、高稅負模式的可持續性，還是美國債務與養老體系的崩潰風險，都揭示了一個核心真相：全球各國的社會保障體系與經濟發展必須實現動態平衡，過度依賴高稅負、高債務或“全球收割”，終將陷入不可持續的困局。對於中國而言，唯有借鑑國際經驗、立足自身國情，優化稅收模式、完善養老金體系，兼顧短期民生保障與長期可持續發展，才能避免陷入類似的困境，實現經濟與社會的良性循環。
目前，德國經濟能否真正走出衰退、高福利體系能否持續維繫，仍有待觀察。而全球各國如何從德國與美國的案例中汲取教訓，完善自身發展模式，將成爲未來一段時期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