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校在一些全球性榜單中的排名不斷攀升，在實現“量”的突破的同時，如何優化學術環境、平衡短期指標與長期價值，仍是推動科研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議題
文｜《財經》記者 魯偉
編輯｜朱弢
中國高校在一份國際科研排名中表現強勢。荷蘭萊頓大學科學技術研究中心（CWTS）近期發佈的2025年世界大學排名顯示，中國高校在“大學出版物總數”榜單中成績突出：浙江大學位列全球第一，上海交通大學排名第二，而曾位居榜首的美國哈佛大學則降至第三。此外，進入前十名的高校中，有七所來自中國。
這一結果迅速引起西方媒體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有美國媒體指出，哈佛大學曾是全球科研成果最豐碩的大學，然而該高校這一地位正搖搖欲墜。與此同時，中國高校的全球排名卻正在飆升。該報道援引英國機構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全球事務主管菲爾·巴蒂（Phil Baty）的話表示，“一場重大變革即將到來，全球高等教育和科研領域的主導地位將出現新的格局。”
近年來，中國高校在科研成果數量上的增長有目共睹。然而，此次“霸榜”背後，是否意味着中國高校已在某些科研領域實現全面領先？排名的躍升，反映了怎樣的發展實質？而中國高校的整體實力，又究竟處在怎樣的階段？
高校科研“中升美降”
萊頓大學的排名權威嗎？這是很多人的疑惑。
在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陳興德看來，萊頓大學的排名雖然不及U.S.News、泰晤士高等教育、QS、軟科等世界大學排名那樣廣爲人知，但其評價側重點明確——主要側重於科研領域，採用的指標雖然相對單一，但也比較“硬核”。
陳興德主要從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論與歷史、中外高等教育現代化研究。他用一個形象的比喻解釋道，萊頓大學的排名就像是夏季奧運會上參賽人數衆多的“馬拉松比賽”，如果中國選手包攬了金、銀牌，且前十名裏佔據八席，儘管這可能不足以證明整個中國體育軍團一定強大，但至少能反映其在該項目上具有足夠競爭力。
公開信息顯示，萊頓大學的排名主要關注大學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的科研論文，而不涉及本科教學質量、學生體驗、社會服務、僱主聲譽或畢業生就業狀況等內容。這一範圍限定，決定了該排名在使用上有明確的邊界，即它嘗試構建一種不依賴主觀評估、完全基於可驗證科研數據的大學排名體系，用以描述不同大學在科研產出和科研影響力方面的差異。在數據來源方面，萊頓大學榜單主要依據國際學術文獻數據庫（Web of Science）的論文數量及引用情況。
在萊頓大學2025年的排名中，浙江大學以40492篇出版物數量高居榜首，緊隨其後的是上海交通大學（37612篇）和美國哈佛大學（36163篇）。在榜單的前十名中，中國高校佔據了八席，除浙江大學與上海交通大學，還包括四川大學（33023篇）、中南大學（30394篇）、華中科技大學（29549篇）、中山大學（27994篇）、西安交通大學（26520篇）與清華大學（25595篇）。
有美國媒體指出，排名正在快速上升的學校往往是那些強調科研產出數量與質量的中國高校。而美國高校科研成果排名下降這一趨勢早在幾年前就出現了，美國政府的政策可能會加速這一趨勢。
對比來看，在2020年的萊頓大學排名中，美國哈佛大學仍以33722篇出版物數量位居榜首，前十名中僅有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四所中國高校入榜。可見，短短數年時間，高校科研呈現出明顯的“中升美降”趨勢。
進一步來看，中國高校出版物數量在過去幾年大幅提升。以浙江大學爲例，該校的出版物數量從2020年的23510篇躍升至2025年的40492篇，增幅高達72%。
中國高校在科研方面的突出表現，在其他排名中同樣有所體現。例如，自然指數（Nature Index）科研領導者2025年榜單顯示，中國繼續保持全球第一的位置。
自然指數科研領導者榜單基於上一年的數據每年發佈一次，它追蹤的是發表在145種高質量自然科學和健康科學期刊上的科研論文的貢獻情況。
上述榜單顯示，在自然科學和健康科學領域，2024年中國研究機構佔據了世界前十名中的八席。全球機構十強中除了哈佛大學位居第二和德國馬普學會位居第九，其餘八家都是中國機構。中國科學院繼續保持第一，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居第三位，浙江大學則由第十位躍升至第四位。此外，十強機構中，北京大學位居第五、中國科學院大學位居第六、清華大學位居第七、南京大學位居第八，上海交通大學位居第十。
這些排名無疑清晰地反映出近年來中國在科研產出規模與影響力上的快速進步，已成爲全球科研格局中不容忽視的重要力量。
排名何以躍升？
麻省理工學院（MIT）前校長拉斐爾·賴夫（L. Rafael Reif）曾公開表示：“來自中國的論文數量和質量都令人震驚，正在使我們在美國所做的一切相形見絀。”然而，萊頓大學最新的排名結果依然顛覆了很多人的認知——中國高校的科研成果數量何以會有如此大幅度的提升？
事實上，中國多所高校在萊頓大學排名中的顯著前移，無疑與中國長期堅持科教興國戰略、持續加大科研投入緊密相關。
2025年，中國在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中首次躋身全球前十，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2.8%，首次超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平均水平。與此同時，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AI應用之星”案例中近半數來自中國，其認定的全球“燈塔工廠”也有近40%位於中國，這些都從不同側面印證了中國在科技創新與產業應用領域的全面進步。
對此，浙江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中心傑出教授王洪才指出，中國高校科研投入的持續增長，根植於國家科教興國戰略與宏觀經濟的穩定支撐，但同時也形成了高校之間爭奪經費的激烈競爭，並催生了以量化指標爲核心的評價機制。這種機制雖促使高校科研成果在各類排名中上升表現非常亮眼，卻也造成了高校教師不得不面對“不發表就出局”的競爭壓力，這表明，經費競爭在推動科研產出的同時，又折射出學術權益保障的不足，並某種程度上加劇了學術內卷化現象。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姜全保則進一步從系統性動因的角度，將中國高校在萊頓大學排名中的躍升歸納爲六個關鍵要素：科研規模效應帶來的產出優勢、國家戰略對基礎研究的系統性佈局、持續增長的科研經費與多元投入機制、深度國際合作的學術能見度提升、以高水平論文爲導向的評價激勵體系，以及科研基礎設施與技術條件的全面進步。
兩位學者的分析共同揭示：中國高校的排名進步，既受益於國家戰略推動、規模效應與資源投入的系統性優勢，也反映出評價機制與學術生態之間亟待調適的結構性張力。在實現“量”的突破的同時，如何優化學術環境、平衡短期指標與長期價值，仍是推動科研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議題。
儘管有西方媒體將中國高校在萊頓大學的排名表現稱爲引發了“廣泛的震驚”，但事實上，中國的高校並非是在“一夜之間”走到聚光燈下。近年來，從基礎研究的突破、前沿技術的攻堅到戰略產業的升級，中國科技的快速發展與顯著進步已成爲全球矚目的現象。作爲國家科技創新的重要源頭與人才儲備的“蓄水池”，高校在科研產出與學術影響力方面取得顯著提升，可謂“水到渠成”。
數據也清晰表明，中國高校在科研成果方面的持續進步直接改寫了大學出版物的全球版圖——在萊頓大學排名前100位的高校中，中國從2020年的25個增至2025年的46個，而美國則從35個下滑至25個。與此同時，其他國家的高校排名也大多都出現了下滑，比如韓國首爾大學、巴西聖保羅大學等在2020年位居世界前十的高校，在2025年均跌出了前十。
有分析認爲，在2025年萊頓大學榜單前十名的中國大學普遍爲研究型大學，且理工類見長的大學比例更高。該榜單“捕捉”到的實際是中國在電子通信、材料科學、物理和化學等領域競爭力的崛起。從華爲的5G技術到“天河一號”超級計算機，再到“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背後都有中國高校研發團隊直接、關鍵的深度參與。中國大學源源不斷輸出的創新動能，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從“製造大國”向“科技強國”的轉型。
正如陳興德所言：“萊頓大學的榜單發佈後，西方世界包括美國一些學者感到非常震撼，因爲這從高校科研產出的角度再一次印證了‘中國崛起’，並且這種趨勢是西方國家所無法遏制的。”
足夠大，但還需要更精
中國高校的國際排名確實顯著提升，但這是否意味着中國大學與世界頂尖高校的差距在快速縮小？答案可能並不那麼簡單。
姜全保指出，萊頓大學排名中的“大學出版物總數”榜單，更多反映的是高校在論文產出規模和國際學術影響力方面的表現，並不能完全等同於一所大學的綜合實力。他強調：“中國高校和國際頂尖高校在原創性研究方面仍有差距。”
這一判斷在萊頓大學2025年的另一個關鍵指標——“Top1%出版物比例”中得到了驗證，該指標哈佛大學位居第一，清華大學雖然在國內領先，但僅約爲哈佛大學的一半，顯示歐美頂尖高校在高質量研究成果方面仍具顯著優勢。
值得關注的是，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約翰·約安尼迪斯團隊的最新研究提供了更深層的視角。該研究通過對全球近7000家科研機構的分析發現，傳統排名體系往往被規模龐大的機構主導，機構通過合併院系、擴大規模就能在排名中獲得優勢。該團隊在排名中引入了撤稿論文、過度自引和問題期刊論文三個質量修正因子後發現，美國、英國、瑞士等傳統科研強國的高校依然保持穩定，而中國高校的排名則出現明顯下滑。這表明，在排除規模效應和學術不端等因素後，中國高校在科研質量方面仍面臨實質性挑戰。
陳興德對此分析道，大學排名作爲一種國際趨勢，雖然具有直觀、可量化的優點，能夠反映高校在某些方面的進步，但其指標設置的侷限性也可能放大評價對象的某些特徵。他明確表示：“就萊頓大學排名而言，它可以反映中國高校在科技創新、論文產出/引用方面的進步，卻不足以成爲中國高校辦學的‘指南’。”
從更綜合的排名來看，2026年QS世界大學排名中，前十名依然被美國、英國、瑞士等國高校主導。儘管中國內地有5所高校進入前50名，但在U.S.News、泰晤士高等教育等多個權威排名中，美國與英國大學仍然在前列，這表明中國高校與全球頂尖名校相比仍有提升空間。在上述世界大學排名榜單中，儘管中國高校具體表現各有差異，但排名整體呈現上升態勢。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高校在快速提升論文影響力的過程中，也面臨着多重挑戰：如何平衡“論文產出”與“解決真問題”的關係？如何突破“卡脖子”技術難關？如何構建可持續的創新生態？
在王洪纔看來，論文發表與解決真問題並不是同一個維度。論文發表只要有新觀點新發現就可以，無論這種新觀點新發現是否解決了問題。而解決真問題需要全面地、長期地鑽研。“解決真問題需要走向實踐一線，這需要辦學開放，需要與企業合作，需要克服大學自我中心主義，需要大學評價體系改變。”
姜全保提出系統性改革思路，認爲“論文多、突破少”的問題根源在於評價體系與資源配置未充分匹配國家戰略需求。改革應聚焦五大方向：建立包容基礎研究的制度環境；強化國家需求導向的科研攻關；實施分類評價體系；優化資源配置模式；以及營造健康的科研生態，尤其要減輕青年科研人員壓力，推動科研從“追熱點”轉向“解難題”。
一個顯著的變化是，近年來以“高起點、小而精、研究型、國際化”爲特徵的新型研究型大學不斷湧現，這些新型大學旨在探索破解中國高等教育同質化困局的新路徑。與傳統大學最大的不同是，新型大學更注重與企業的聯動，將產業真實需求融入教學科研全過程，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共生模式。這種模式旨在打通從知識創新到技術應用的鏈條，共同培養拔尖創新人才並驅動區域產業發展。
“建設世界頂尖的、綜合性的、富有創造力和引領性的大學，是一個多維度、長週期的過程。”姜全保總結道，“在肯定成績的同時，持續關注和提升科研的原創性、前沿性、突破性以及在更廣泛領域（包括基礎科學和人文社科）的影響力，將是未來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