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建議，改善當前農村老人尤其是高齡老人的養老處境，可提升高齡津貼標準，同時加強對困境老人的救助等民生兜底保障
文｜《財經》記者 王麗娜
編輯｜蘇琦
2026年3月全國“兩會”，來自山西運城的前村支書雷茂端，帶着十餘份建議抵京。其中一份關於提高農民基礎養老金的建議，雷茂端醞釀了幾年。
自三年前當選爲全國人大代表後，雷茂端就在琢磨如何將這個呼聲變成一個可行、務實的建議。雷茂端告訴《財經》，今年“兩會”前，經過調研，他正式提出這個建議——建議用三年時間，分步將70週歲以上農民的基礎養老金提高至每月500元。
雷茂端表示，當前，大部分農民每月基礎養老金僅100多元，難以保障基本生活。他們到了七八十歲高齡，還不得不在烈日下勞作，小病硬抗、大病難醫的場景，“在不少地方仍然是一個較爲普遍的現象”。
另一個現實是，中國農村的老齡化程度超過城市。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生活在農村的60歲及以上人口約1.21億人，佔農村總人口的比例爲23.81%。從全國看，鄉村60歲、65歲及以上老人的比重，比城鎮分別高出7.99個、6.61個百分點。
按照70歲以上農民約5400萬人，基礎養老金提至月500元計算，雷茂端測算，年新增財政支出約2313億元，佔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0.83%。長期紮根基層，並曾帶領當地鄉民致富的雷茂端，認爲這是一個盡力而爲、量力而行的可行之策。
3月11日，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祕書長房連泉對《財經》表示，改善當前農村老人尤其是高齡老人的養老處境，可提升高齡津貼標準；此外，還需要結合當前提出的城鄉居民增收、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等措施，促進低收入羣體增收，並加強對困境老人的救助等民生兜底保障，加快完善全覆蓋、多層次、可持續的保障體系。
熱議的農民養老金
2026年“兩會”，已有數位代表、委員公開就農民養老金建言。
雷茂端生在山西農村，做過民辦教師，承包過經濟林，帶領當地村民培育經濟作物，是一名致富能手。
在今年“兩會”提出這個建議，雷茂端稱，他爲此算細賬、摸實情。跑村莊，看農民們的生活現狀，雷茂端發現在農村的老人普遍是“三不敢”：不敢消費、不敢看病、不敢歇着。
雷茂端觀察到，大多數高齡農民收入來源有限，一畝地年純收益幾百元，日常要支付油鹽、水電、人情往來等費用，還要攢錢防備生病。上街趕集，喫一碗幾塊錢的面，一些農村老人都要前思後想，掂量半天，“捨不得”。七八十歲的老人不得不繼續種地，在烈日下勞作。60多歲的人爲了多一些收入，還要託關係找活幹。“不是他們不想歇，是幾百元收入不夠生存。”
調研農民養老問題後，雷茂端認爲，當前農民養老問題呈現出嚴峻的複合型困境，而農民基礎養老金待遇水平偏低，大部分地區農民基礎養老金每月僅有100多元。如將農民養老保障置於全社會保障體系中觀察，“落差”更清晰。
近年來，中國城鄉居民的養老保障正在逐漸完善。2009年，國務院出臺《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指導意見》，正式確立“新農保”制度，新農保基金由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構成。參保人自主選擇檔次繳費，多繳多得。養老金待遇由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組成，中央確定基礎養老金標準，地方政府可以根據實際情況提高基礎養老金標準，提高和加發部分的資金由地方政府支出。2009年，中央確定的基礎養老金標準爲每人每月55元。同時規定，新農保制度實施時，已年滿60週歲、未享受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的，不用繳費，可以按月領取基礎養老金。也就是說，自當年開始，農村居民年滿60週歲，不受此前是否繳費的限制，便可以每月領取基礎養老金55元。
近年來經多次上調，2025年城鄉居民最低基礎養老金標準爲每人每月143元。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表示，加強社會保障和服務。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月最低標準再提高20元。
雷茂端指出，與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遵循“單位+個人”共同繳費、待遇與繳費掛鉤的機制不同，農民養老保險主要依賴個人繳費和政府補貼，基礎養老金部分佔比較大但絕對值低，導致兩類人羣養老金水平的“基數”與“增長機制”存在差異。從發展趨勢看，儘管近年來農民基礎養老金多次上調，但其絕對增長額和增長率，顯著滯後於城鎮職工養老金及社會平均工資的增長速度。這種差距不僅體現在當期收入上，更削弱了農民未來的消費能力和抵禦風險的能力。保障水平的落差，加劇了城鄉二元結構，不利於激發農村內需潛力，從長遠看可能制約經濟社會的均衡協調發展。
在今年“兩會”湖北代表團的小組審議時，全國人大代表畢利霞發言時動情哽咽。畢利霞建議，將農村70歲以上老人的月養老金提到400元，並免除他們的城鄉居民醫保個人繳費。會後不久，畢利霞向媒體證實，相關部門已經關注到她的建議。
還有代表建議，分階段將農民養老金提升至每月1000元，通過優化國資收益劃轉機制與構建多元專項稅體系，既償還農民對工業化的歷史貢獻，又爲鄉村振興注入新的內需動力。
打零工的農村老人
爲了生計，一些農村老人四處打零工。
來自村鎮的青年趙玉順和袁貞貞，最近五年多來，走訪全國一千多個村鎮，在田邊和村居前，對話、拍攝千餘位農民。他們記錄中國的村鎮和農民，以重新認識農民、理解土地。
趙玉順對《財經》表示，最初他們以爲分佈在中國東西南北的村鎮和農民，因地理、氣候、農作物、人文等不同，會呈現出不同的特色，但走訪一兩年後，他們發現生老於土地之上的農民的命運高度趨同。他們大多年輕時進城務工，年過60後返鄉務農。回到農村，依靠田地的收入有限，他們還得想方設法在家附近找些臨時工、日結零工做，直到“幹不動”了，“農民沒有退休或過了60歲就閒下來的概念”（相關報道可參考2023年4月12日《財經》：中國第一代農民工，還在打工）。
在湖北水深齊腰的一片藕田、9月還炎熱的陝西一處獼猴桃種植園、雲南曲靖的蔬菜種植基地……，趙玉順看到在田地裏臨時被僱來勞作的農民，多數是中老年女性，她們幫助種植大戶或農業公司插秧、施肥、除草、採摘水果蔬菜。
在蔬菜種植基地，趙玉順看到六七十歲的老人在種洋花菜，不斷彎腰又起身，她們在腰間綁了一塊厚厚的泡沫墊，便於坐下來休息。一位頭髮灰白的老人，站在藕田裏，從早上7時勞作到下午5時，她的兒子得了重病，她得出來掙錢。那些採摘獼猴桃和茶葉的女工們，短期內大量重複採摘動作，緩解疲憊和疼痛的主要辦法是一塊膏藥。一些年輕時在建築工地、工廠等打工的中老年男性，迴流到村鎮，仍然更傾向選擇找些重體力活，因爲收入會高一些，在農村幫人翻建房屋，或者騎着電動車去縣域範圍內一些小型工地打工等。
趙玉順稱，這些兼作臨時工和零工的農民們，一些人的人年齡在60歲到70歲間。男性通常大工一天收入兩三百元，小工一天150元左右。在田地裏勞作的女性，一天的收入通常是100元，他見到最低的是一天50元。這些臨時性的工作，並不穩定，時有時無。一些村民成爲“候鳥農民工”，趙玉順見過不少來自貴州的農民，每年11月下旬到來年3月中旬，流動到廣東、廣西，從事砍甘蔗的臨時性工作。
經過觀察，趙玉順認爲，六七十歲的農民壓力最大。在體力上，他們尚有餘力，還能從事一些勞作，希望能幫助子女分擔壓力。在家中照看留守的子孫同時，他們會想方設法找些零工做。跟他們提到養老話題，“他們經常跟我說的一句話是，孩子有他們的孩子要養。”
在記錄中國村鎮和農民的第二年，2022年底，趙玉順給相關部門寫了一封信，信中期待在合理範圍內大力度提升農村養老金標準。
趙玉順回憶，當時在做一期片子，他通過訪談和查找資料，瞭解到很多60歲以上的農村老人，都有長時間繳公糧、出義工的經歷，參與過修橋、修路、修水庫等大型工程。如今他們在老去，一些老人面臨生活困境，“100多元的基礎養老金很難維持體面的生活”。那天晚上，趙玉順寫完片子的解說詞，已是凌晨2點，總覺得“還有話想說”，接着寫了那封信。
繳公糧、參與修路架橋等，這也是雷茂端代表建議中提到的高齡農民的“歷史貢獻”。雷茂端爲此專門找很多老人深入瞭解當年的情況，還向一些專家請教，並查找資料，調查目前養老金髮放情況。雷茂端稱，在討論農民養老保障時，總有人拿“農民沒交過社保”來說事，他則認爲只是繳納的形式不同，“他們繳納的不是貨幣，而是糧食、是勞力、是生存資源”。
完善全覆蓋、多層次和可持續的保障體系
雷茂端的建議，聚焦70歲以上的農民。
摸清農村老人的處境後，雷茂端認爲，70歲以上的農村老人貢獻最完整、需求最緊迫，應該優先保障。雷茂端說，他和村裏的老人、村鎮幹部等交流，“問如果能把農民基礎養老金提上來，你們最希望怎麼提？是人人有份，還是優先照顧年紀大的？絕大多數人都說，先把70歲以上的管好，他們最等不起。”
因此，雷茂端建議，分三年逐步提高70歲以上農民基礎養老金：2027年70歲以上農民基礎養老金提高到每月250元，2028年提高到每月380元，2029年70歲以上農民基礎養老金達到每月500元。每月500元，相當於2024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月均約1900元）的26%左右，能夠基本覆蓋農村老人的日常開銷，讓70歲以上農民真正實現“不用爲生存而勞作”。同時，這一水平與部分地區農村低保標準（約594元/月）逐步接近，有助於縮小老年貧困羣體的保障差距。
近年來，農民養老金的話題引起學界和代表的關注。雷茂端認爲，農民養老金支出90%以上依賴各級財政，加之以往建議多針對60歲以上全體農民，所需資金規模巨大，且缺乏明確的分步實施路徑，難以有效落地。考慮到對歷史貢獻最大羣體的優先回饋，也充分考慮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他認爲優先提高70歲以上農民的基礎養老金是一個務實方案。
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提高居民養老金是民心所向、勢在必行，調整過程中應堅持漸進、精準的原則，既要穩步提高待遇標準，也要結合財力狀況科學統籌安排。對高齡農民，提標的步伐要快、幅度要大，主要通過提高福利性基礎養老金來實現；對中低齡農民，則宜積極穩妥推進，由國家財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個人合理分擔責任，通過社會保險方式持續提高待遇水平。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祕書長房連泉對《財經》解釋，2009年新農保制度建立並推廣實施，60以上的農村老年人都可以按月領取養老金待遇。2014年“新農保”與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合併，形成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中國建成全世界覆蓋羣體最大的養老金體系。目前，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中由財政負擔的基礎養老金，雖然經過多次提高，增長明顯，但總體保障水平仍然偏低。這主要是因爲基礎養老金部分是政府財政負責發放的福利性待遇，由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共同承擔，受制於各地財政能力，增長緩慢，同時各地區農民享受的基礎養老金待遇存在較大的差異。
當前，提高農民養老金待遇水平引起熱議。房連泉建議，建立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待遇調整機制。此前，有些年份提高了最低基礎養老金，有些年份沒有調整，各地因財力不同調整幅度也不一，“將來需要建立科學完善的調整機制，讓居民養老金能夠起到一定的保障生活的作用”。而提高農村社會養老金的待遇水平，從長期看更需要健全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從中國農村養老金未來發展方向看，隨着城鎮化進程，會有越來越多城鄉流動人口加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爲此要加強兩個制度之間的銜接。例如在轉移接續政策上有所突破，實行分段式計算辦法，將居民養老金與職工養老金按年限進行整合發放。此外，對年輕的農村居民應提高他們繳費的積極性，以提高未來的養老待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