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是2026年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爲居民“錢袋子”謀增長，是一項牽動全局的系統性工程，涉及多個層面的深層改革
文｜《財經》記者 孫穎妮
編輯 | 王延春
春節假期已經過去20多天，來自安徽農村的張春光還在家裏急得發愁。這些年張春光一直在城市的工地上幹活，一干就是一整年，雖然辛苦，但是每月有1萬元左右的收入，這對農民來說已經非常高了。但2025年以來，工地的活越來越少，張春光只好在去年8月返回家鄉。
回家後的張春光在老家做一些給村民蓋房子的活計，每月收入4000元左右，收入大幅下降讓張春光家庭的壓力陡然上升。張春光向《財經》記者表示，他和家人的花費現在是能省則省，今年春節各種採購開支都比往年減少了許多。現在，張春光盼着能儘快到城市找到賺錢的活計。
收入是民生冷暖的“溫度計”。今年全國兩會上，如何讓羣衆的“錢袋子”鼓起來成爲了兩會熱議的話題，多位代表委員對城鄉居民增收計劃提出建議。
當前，內需不足、消費不振成爲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居民消費意願低，不敢花錢。2025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377元，是2012年16510元的2.6倍多，但居民收入佔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仍然偏低，2025年僅爲43.5%，顯著低於60%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這也意味着，在國家創造的總財富中，最終流向居民口袋的份額相對較少。在這一表現之下的本質問題是：居民“錢袋子”不殷實，對未來的收入預期比較弱，有錢也不敢花。那麼，如何促進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長，讓廣大民衆能消費、敢消費、願消費？
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2025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將“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作爲2026年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十五五”規劃綱要也將“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作爲了未來五年的重點任務。
然而，爲居民的“錢袋子”謀增長，是一項牽動全局的系統性工程，涉及多個層面的深層改革，其道路並不會平坦。
工資要上漲，救企業就是救就業
李旭此前在一家房地產企業工作，那時他的工資每月有2萬元左右。然而，由於房地產市場低迷，公司經營惡化，2024年底企業進行了大批裁員，李旭就是其中之一。
被裁後，李旭積極投遞簡歷，但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穩定的工作，家庭收入的降低讓李旭備感壓力。李旭表示，節省開支、消費降級是過去一年他和妻子的家庭生活的主題之一。
對於絕大多數居民來說，工資性收入是主要收入來源。數據顯示，2025年全國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達56.6%。也因此，諸多經濟學家表示，提高工資性收入無疑是城鄉居民增收的核心支柱，而千方百計擴大就業則是提高工資性收入的根本保障。
如何保障就業？當前，各地推出了一系列促就業的措施。《財經》梳理發現，這些舉措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
第一，針對高校畢業生、青年、農民等重點羣體採取針對性措施。例如，2026年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今年將穩定高校畢業生等重點羣體就業，提供不少於10萬個高校畢業生就業崗位。廣東則計劃通過“百萬英才匯南粵”等行動計劃，2026年再吸引100萬名以上高校畢業生在廣東就業創業。
第二，加強職業技能培訓，緩解結構性矛盾，同時，圍繞數字經濟、智能製造、銀髮經濟等領域，挖掘新崗位。例如，湖南2026年將開展職業技能培訓100萬人次，並明確指向先進製造、低空經濟等領域。
第三，優化就業服務，提升匹配效率，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例如，建設“互聯網+就業”平臺（如各地的公共就業服務網），實現崗位信息“一網通辦”“一網盡搜”。線下舉辦“春風行動”“金秋招聘月”等各類招聘活動。
當前，各地出臺的就業扶持舉措確實取得了積極成效，不過，就業崗位的主要來源是廣大的市場主體——企業。
然而，《財經》記者在地方調研時發現，近年來，受內外複雜因素影響，諸多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出現了經營和發展困難，有不少企業裁員和縮減投資。過去兩年，民間投資持續下降。2023年、2024年和2025年民間投資增速分別爲-0.4%、-0.1%和-6.4%，連續三年爲負。
當前，周志成的幕牆企業就面臨業績下滑、賬款拖欠雙重困境。幕牆行業與房地產市場高度相關，近年來，項目減少，周志成的企業業績大幅下滑。2024年，面對巨大的經營壓力，周志成不得不辭退部分員工。他表示：“實在是無奈之舉，企業沒有項目幹，每天人工成本、場地租金都需要花錢，實在負擔不了。”
一方面項目少，企業屬於虧損狀態。另一方面，部分甲方拖欠賬款的壓力陡增。2026年春節前，周志成一直忙着到處催賬，可直到春節，仍有部分賬款沒有要到，這讓周志成企業面臨巨大的資金鍊壓力。周志成向《財經》記者表示，他現在就盼着銀行的貸款申請能夠通過，讓企業渡過難關。
今年春節過後，爲了解各地區、各行業企業的運行狀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聯合上海鋼聯發起調研，蒐集到上萬家企業反饋。調研發現，調研企業樣本中，2026年實現企業訂單增長的佔比43%，比2025年同期（佔比44%）略下降，行業仍難擺脫內需不足格局。調研發現，2026年能維持半年以上現金流的企業比例同比降低，表明企業現金流的總體寬裕程度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調研企業樣本中，目前有26%的企業表示有招工需求，46%的企業表示不太需要或暫時無招工計劃。而在2025年同期調研中，有31%的企業有招工需求，44%的企業無招工計劃。對比來看，今年選擇繼續擴張人員招聘規模的企業更少，近四分之三的樣本企業計劃維持原有招聘節奏或不繼續招聘。
營收方面，調研發現，一季度選擇繼續增加經營投入的企業佔比減少，更多企業選擇以穩爲主。
可見，當企業發展難以爲繼時，擴大崗位和投資也就不再現實。因此，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趙忠等多位專家表示，增加收入、穩定就業的首要任務就是穩定經營主體和勞動者發展環境與預期。當下最關鍵、最迫切的任務，不是單純地“給政策”，而是要改善營商環境，想方設法幫助企業渡過難關。
近日，針對如何提升居民收入這一問題，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公開表示，地方政府應該儘快清理拖欠企業的賬款和債務，尤其是拖欠中小企業的賬款。“這些企業屬於民營經濟的主體，一旦被地方政府拖欠，可能馬上拖欠職工工資，這屬於無奈之舉，否則可能導致企業破產。如果破產，職工就將失業，這會更加麻煩。”
《財經》注意到，在202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三處強調了拖欠賬款問題：“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業賬款”“消化政府拖欠賬款”“下更大力氣解決拖欠企業賬款問題”。
在3月5日的國新辦吹風會上，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負責人、國務院研究室主任沈丹陽表示，拖欠企業賬款是不少中小企業的“心頭之痛”。今年讓企業輕裝上陣、放手發展，第一件事就是要下更大力氣解決拖欠企業賬款問題，央企國企帶頭“還賬”。
另一方面，企業面臨最根本的難題是需求不足、訂單不足。周志成表示，“只要經濟熱了，訂單來了，現金流轉起來了，有營收了，庫存積壓、賬款拖欠這些問題也會化解掉的。”因此，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劉尚希等多位專家都表示，激活民間投資活力，當前最核心的着力點就是全力激活經濟景氣度，穩住企業對未來的預期。
從樓市到股市，讓財產收入跑起來
2020年，張哲天花費自己打工多年的積蓄在杭州買下了一處房產，從此他和家人不用在杭州租房生活了。作爲旅遊城市和互聯網發達的城市，張哲天本以爲杭州的房價會繼續上漲，但沒想到這幾年來杭州房價一路下跌。本以爲是增值的資產，現在卻成了負資產，張哲天每當想到自己買房賠了100多萬元就心痛不已。
房價在下跌，工資收入也有限，張哲天總想着額外再賺些錢。看到身邊的很多同事和朋友都買了股票和基金，2024年開始，張哲天也開始學習知識買股票和基金。張哲天表示：“股票有時虧有時賺，但是我打算長期有一部分錢放在股票裏，算是學習理財爭取有更多被動收入了。”
在工資性收入之外，居民的另一項大頭收入就是財產。當前，中國居民的財產性收入佔比低，2024年僅爲8.3%，遠低於工資性收入的56.5%，也低於美國居民財產性收入佔個人收入比重的20%。
在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羅志恆看來，當前居民收入佔比偏低，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財產性收入佔比不足。因而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對於增加居民收入意義重大。
多年來，中國居民的財產中房產佔到了最大頭。西南財經大學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家庭住房資產佔家庭總資產比例長期超60%，城鎮家庭更是超過70%，而這一比例在美國約爲35%。由於房子是絕大多數中國家庭財富版圖的核心，近年來，隨着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房價下跌，直接導致無數家庭的資產縮水。
在房子之外，居民另外的資產配置大頭便是存款等低風險資產以及股票等權益類資產。數據顯示，近年來，居民股票、基金等權益類投資佔金融資產的比例穩步提升至15%左右。國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荀玉根認爲，隨着中國房地產（核心股）市場高光時刻過去，未來居民財產性收入增長和消費提振或需依靠權益資產。
《財經》注意到，諸多經濟學家都提出，未來從資本市場獲利是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最直接、覆蓋面最廣的途徑。一個健康活躍的資本市場，能夠通過財富效應激發消費潛力，讓更多普通家庭分享經濟增長的紅利。
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田軒就提出，提高財產性收入，關鍵在於引導居民合理投資，核心領域是資本市場。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資本市場專家劉紀鵬近年來也在多種場合呼籲，要讓資本市場成爲共同富裕的市場，避免財富兩極分化。
劉尚希也指出，居民的財產需要經過資產化、資本化進入經濟循環，才能帶來收入，而這關鍵要靠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發力。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由於當前中國資本市場尚處於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其功能發揮也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約。例如，市場波動性較大，市場預期不明朗，導致投資者難以形成穩定的盈利預期，往往陷入“追漲殺跌”的困境。
再例如，資本市場公平性問題凸顯，信息不對稱、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行爲時有發生，中小投資者在信息獲取和權益保護上往往處於弱勢地位。這種疊加效應，使得資本市場本應具備的財富管理功能未能充分釋放。
因此，多位專家指出，通過深化改革，打造一個規範、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讓普通百姓能夠“安心投資、放心持股、公平獲利”，已成爲拓寬居民財產性收入渠道的重要一環。
過去幾十年，農村的承包地、集體建設用地等，流轉受限，農民難以獲得財產性收入。近年來，諸多經濟學家呼籲，通過一系列制度創新和改革試點，逐步打通農村資產變收入的通道。浙江大學共享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實建議，“十五五”期間要大力推進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讓農民從土地重新配置中獲得合法收益。
“三大高支出”降本，減負就是增收
李旭之所以感到壓力大，是因爲家庭收入雖然減少了，但每月要交的房貸、孩子撫養教育的費用卻沒有少。當前，家裏的積蓄還可以支撐一段時間房貸，但時間長了積蓄也用完了，所以當前李旭急迫地想找到一份工作。李旭說，現在最害怕的就是自己跟妻子或者父母生病，這樣的話，整個家庭的經濟都要崩潰了。
教育、醫療、住房一直是居民身上的重擔。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文躍然表示，這三大民生領域的高支出，嚴重擠壓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抑制了消費與投資活力。
數據顯示，2024年，城鎮居民這三大領域支出合計佔比約31.6%，農村居民（含城鎮轉移人口）達42.1%，近四成收入被剛性支出佔用。
文躍然表示，提高百姓收入需想辦法降低這三大領域支出的佔比，如果這些支出到2030年降至20%以內，2040年降至15%以內，2045年穩定降至12%以內，就可以大幅度提高百姓的實際收入。
減負就是增收，要通過實質性的措施來提升居民收入預期的放大效應，需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增強居民在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的獲得感與安全感。
實際上，將更多財政資金和公共資源投向教育、就業、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領域，也是加大“投資於人”的重要表現。多位專家提出，加大投資於人是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近期，國家發展改革委國民經濟綜合司司長周陳就公開表示，要進一步將“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投資既是當期需求，也是未來供給，其中一部分還可以直接轉化爲勞動者的收入。
“投資於人”轉化爲勞動者的收入體現在諸多方面：例如，對職業技能培訓的投入，幫助勞動者應對人工智能等技術變革。特別是對農村和貧困地區教育的傾斜，是打破階層固化的有效手段，讓低收入家庭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獲得高收入工作的機會。
一直以來，城鄉收入差距大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個突出問題。2024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爲54188元，農村居民爲23119元，城鄉居民收入比已經由2008年的3.31縮小到2.34，但人均絕對差距卻由11020元/年擴大到31069元/年。
多位專家表示，中國6億農民的收入提高是整個居民收入提高的關鍵。南開大學講席教授陳宗勝表示，導致中國當前分配格局的主要原因，在於城鄉發展不平衡與收入分配製度不完善。“着力擴大農村中等收入羣體規模，是推動分配格局由‘葫蘆型’邁向‘橄欖型’的重要舉措，是‘十五五’時期優化收入分配格局的必然要求。”“唯有農村居民擺脫低收入狀態，農村中等羣體真正壯大……橄欖型分配格局才能堅實成型。”
分配改革深水區，一場複雜的利益博弈
在農民土地財產權缺失背後是城鄉二元的土地制度，在城鄉收入差距背後也有城鄉二元結構的背景原因。諸多經濟專家認爲，當前，制約居民增收的不少問題是由制度不完善、法律不健全導致的，亟須通過深化改革完善收入分配製度，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和財富積累機制。
事實上，前面所說的無論是提高工資性收入、提高財產性收入還是完善社會保障，背後都涉及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
提高工資性收入對應的是初次分配：要深入推進就業制度改革，完善勞動者工資決定、合理增長、支付保障機制，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等；提高財產性收入對應了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進一步盤活資本、土地、技術等要素資源；完善社會保障則對應了再分配：要完善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再分配調節機制，爲居民提供更多更好更均等更普惠的基本公共服務。
此外，近年來第三次分配也經常被強調：要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加快完善促進和規範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相關制度。
除了分配製度，提高居民收入還涉及更多更深層次的改革。例如，近年來諸多學者提出，國有企業的收益可以成爲居民財產性收入的重要來源，深化國企改革，讓紅利回饋民生。
羅志恆建議，以國有企業爲重點，加大國資收益上繳財政的力度，並專項用於提高城鄉居民養老金待遇以及農村低保水平。這相當於通過制度化的方式，將國企利潤轉化爲居民的長期保障和隱形收入。
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也持相似觀點：“盤活龐大的國有資產。建議將更多國有資產劃歸社保體系，並通過市場化運營提升其收益率進行分紅。此舉既能壯大社保資金池，又能倒逼國有企業運營更趨市場化。”
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王小魯提出，債務收入有可能對國民收入分配產生重大影響。當前各地債務壓力較大，王小魯認爲，債務在賬面上可以抹掉，但最終都會通過各種渠道、以各種方式轉嫁到廣大居民和衆多企業頭上。因此不能償還的大量負債實質上起了逆向轉移支付的作用。
此外，多位專家也表示，腐敗、尋租和壟斷也是導致收入分配扭曲、阻礙居民收入增長的重要根源。例如，腐敗分子通過行政審批、資源分配等權力攫取的非法收入，是對居民財富的直接掠奪，減少腐敗就是將這部分本屬於公共或私人的財富歸還給社會。再例如，腐敗破壞了公平競爭，使得資源流向關係戶而不是高效率的企業。
因此，分配改革其實也是一個深刻的利益再分配的過程。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一級教授高培勇表示，堅持盡力而爲、量力而行，完善分配製度不是簡單政策調整，而是一場深刻制度變革，攻堅克難、久久爲功。
（應受訪者請求，文中張春光、李旭、周志成、張哲天爲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