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在中東引發了戰火外溢，局勢正急劇升級，或將引發油價衝擊以外的一系列危機
文｜《財經》特約撰稿人 金焱 發自華盛頓
編輯｜蘇琦
在外界普遍將美伊談判解讀爲雙方關係緩和的信號之際，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大規模聯合軍事打擊。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2月28日上午遇襲身亡。五角大樓將此次行動命名爲“史詩怒火”，以色列方面則將本國的平行行動命名爲“咆哮的獅子”。伊朗隨即以導彈和無人機對以色列展開反擊。截至發稿，戰事已持續近兩週，波及至少12個國家，規模也超過了威懾、削弱或定點清除爲目的的有限打擊，經濟和政治衝擊席捲全球。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以來，美國聯合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是他第七次對外國發動攻擊。此次行動從一開始就帶有“斬首”與“政權更迭”的鮮明色彩。特朗普明確表示，此次行動目標是推翻伊朗政權，以色列方面同步將目標指向伊朗最高權力核心。在戰爭初期，特朗普曾表示，伊朗“是一個大國”，對其軍事行動可能需要約四周時間完成，“或者更短”，稱這是“目前政府對軍事行動時間線的預期判斷”。但此後，總統及其政府成員不斷就戰爭時間表和目標發表前後不一的說法。他們時而暗示美國的目標是力求推翻伊朗政府，實現“無條件投降”，並且必要的話會一直打下去；時而特朗普及其官員又表示，戰爭已達成摧毀伊朗軍力的目標。
隨着戰事迅速升級，其烈度與規模遠超中東危機的慣常邊界，迅速演變爲一場牽動政權穩定、地區安全、全球能源運輸和國際市場預期的系統性危機。
多維度戰爭
另一條戰線已經出現。美國醫療科技巨頭Stryker最近遭遇大規模網絡攻擊，導致全球系統中斷，數萬名員工無法訪問內部網絡。Stryker在遭遇疑似與伊朗有關聯的網絡攻擊後，該公司股價週三下跌約3%。一個與伊朗立場接近的黑客組織Handala在Telegram上聲稱對此負責。該組織表示：已經清除20萬臺系統，竊取了50TB數據並且攻擊涉及79個國家的辦公網絡。他們稱這次行動是對美國打擊伊朗的報復。
伊朗的另一個武器是無人機。儘管遭受大規模空襲，伊朗仍保留了向中東各地的美軍基地、以色列以及美國在海灣的夥伴國的主要城市發射彈道導彈和無人機的能力。其中無人機已成爲伊朗最重要的非對稱戰爭工具。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此前已警告過加州警方，伊朗可能會以無人機襲擊美國西岸作爲報復。美國ABC新聞網指出，聯邦調查局在2月底曾發出警告說：“我們近日獲得資訊，顯示截至2026年2月初，伊朗有打算一旦美國攻擊伊朗時，他們將從一艘船上發動無人機，對美國本土展開突襲，特別是針對加州某些目標。”
伊朗與加州海岸的距離超過1萬公里。特朗普曾稱，他不擔心伊朗支持的勢力在美國本土發動襲擊。加州州長加文·紐森週三表示，州政府官員已經注意到潛在的無人機襲擊威脅。紐森在新聞發佈會上說，無人機問題一直是其關注的重點，已經專門針對這些擔憂組建了一些工作小組。
爲報復美國和以色列的大規模空襲，伊朗向以色列和設有美軍設施的波斯灣鄰國發射大量導彈和無人機。伊朗大量生產的Shahed系列無人機，成本通常只有幾萬美元，卻可以執行遠程打擊任務。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日前稱，已有11個國家向其尋求幫助，這些國家包括伊朗的鄰國、歐洲國家和美國。
美軍稱，將部署一種利用人工智能（AI）的新型武器，以攔截伊朗大量使用的低價攻擊無人機。與攔截導彈相比，其生產成本可降至約四百分之一。伊朗美國及其新部署的是一種名爲“梅洛普斯（Merops）”的小型無人機。它能夠識別敵方攻擊無人機並靠近目標。當距離目標約1.6公里時，該無人機將利用AI鎖定目標，在極近距離爆炸將其擊落。
有報道稱，伊朗政府已在霍爾木茲海峽佈設約十幾枚水雷。如果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佈雷，將嚴重影響能源出口。這一策略在20世紀80年代伊朗與伊拉克的“油輪戰爭”中曾被大規模使用，美國當時派遣護航艦隊確保航運安全。1991年海灣戰爭中，伊拉克佈設1300枚水雷，重創兩艘美國海軍艦艇，包括巡洋艦USS Princeton。美國隨後花費兩年時間才清除北部波斯灣水雷。
週三（3月11日），特朗普表示，美國迄今已打擊“28艘伊朗佈雷船”，並稱以色列美國對伊朗的行動是一次“短途行動”，並表示其進展“遠超預期”。但截至目前，美國海軍尚未爲商船提供海峽護航。此前，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他尚未“從合作情報機構或法國自身情報部門”確認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使用海雷，並認爲“如果伊朗使用水雷，那將是一個重大選擇”。有分析預測，伊朗可能擁有5000枚至6000枚海雷，尤其是漂浮式水雷，難以攔截。
安全專家普遍認爲，伊朗對航運的威脅主要來自不對稱手段，包括反艦導彈、無人機、快艇集羣、爆炸物無人艇以及水雷。
無法替代的霍爾木茲海峽
即便特朗普政府內部的一些人試圖向公衆保證，美國不會再次捲入一場中東長期戰爭。但伊朗不是一個普通地區國家，而是全球能源與航運體系中最危險的地緣節點之一。伊朗之所以特殊，不僅因爲其擁有導彈、無人機、革命衛隊和遍佈中東的代理人網絡，更因爲它卡在霍爾木茲海峽這個世界能源命脈的咽喉上。
霍爾木茲海峽是全球運輸要衝。在衝突爆發之前，每天平均有138艘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霍爾木茲海峽最窄處約34公里，位於伊朗和阿曼之間，每天承擔約2000萬桶石油運輸量，以及全球約五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氣運輸量，因此在地區衝突爆發時往往成爲極具戰略價值的目標。
如今海峽事實上被封鎖，導致油價自2022年俄烏衝突以來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
美國和以色列2月28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後，該海峽通行情況受到各方關注，牽動着世界的神經。委內瑞拉可以擾動地區政治，但因坐擁霍爾木茲海峽，伊朗連接了全球能源與航運的核心脆弱點。它是全球最典型的“狹窄水道型系統性瓶頸”：平時效率極高，一旦進入衝突狀態，哪怕沒有完全關閉，只要出現騷擾、襲船、掉頭、延誤和保險溢價，就足以在市場層面製造接近“半封鎖”的效果。
霍爾木茲海峽周邊分佈着密集的美軍基地，背後牽動的是海灣產油國的出口安全、以色列的戰略焦慮、美國盟友體系的協調成本，以及全球金融市場對供應中斷的擔憂。
美以對伊朗戰爭已導致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嚴重中斷，全球約20%石油與大量LNG供應受阻。多位分析師對《財經》表示，霍爾木茲海峽的中斷有可能持續，擁有戰略石油儲備的國家可能會採取行動並釋放石油儲備。除非迅速出現緩和局勢的信號，否則油價將大幅上漲。3月12日週四亞市時段，美原油價格震盪上行，先交投於每桶95.25美元附近，日內漲幅約9.2%。
3月9日，據彭博彙編的船舶追蹤數據，這條全球最重要的能源通道已連續第七天陷入“近乎停滯”狀態，過去24小時內僅有一艘與伊朗相關的散貨船駛出波斯灣，無任何船隻從反方向入灣。美國軍方聲稱，3月10日，在霍爾木茲海峽附近摧毀了多艘伊朗海軍艦艇，其中包括16艘佈雷艦。美國軍方在社交媒體X上發佈了未經證實的襲擊伊朗海軍佈雷艦的視頻。視頻顯示，襲擊發生在大多處於停泊狀態的船隻上。
伊朗長期威脅稱，如果受到軍事打擊，將在霍爾木茲海峽佈雷。研究公司克普勒表示，該地區多家煉油廠已停產或減產，部分是因遭受破壞。這意味着原油轉化爲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等燃料的產能將會減少。自衝突開始以來，僅有極少數船隻成功通過，其他試圖穿越的船隻有時被擊中燃燒。英國海事機構UKMTO統計，已有17艘船隻在波斯灣遭襲。
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幾近癱瘓。儘管特朗普多次公開表態美國隨時準備爲過往船隻提供護航，但美國海軍遲遲無法兌現護航承諾，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危機持續深化。七國集團緊急召開線上峯會，協調應對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危機。法國總統馬克龍11日在峯會開場時呼籲七國集團成員協調行動，促使霍爾木茲海峽儘快恢復通航。與此同時，國際能源署32個成員國當天一致同意釋放4億桶戰略石油儲備，以緩解全球能源供應壓力。
在政治表態之外，霍爾木茲海峽的實際通航困境遠未解除。知情人士10日透露，自美以伊戰事爆發以來，停在海峽附近的商船油輪幾乎每天請求美軍護航，但均被後者以風險太高爲由拒絕。這與特朗普多次公開表態“美國隨時準備護航”形成鮮明落差。有分析指出，即便護航方案最終落地，最樂觀的情景下，每日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油輪數量也將不足正常水平的10%，全球能源供應鏈面臨的壓力短期內難以實質性緩解。
油價因美伊局勢劇烈震盪。3月9日週一市場恐慌情緒推動布倫特原油一度衝高至近120美元，創四年來新高；隨後因特朗普釋放“戰爭將很快結束”的信號，油價迅速回落。當前，市場對供應中斷的擔憂並未消散。摩根大通測算，若海峽封鎖持續兩週，海灣地區每日將減少約380萬桶原油供應，相當於全球總產量的3%以上。
雖然中東並不是只有霍爾木茲海峽這一根“油氣咽喉”。海灣國家這些年鋪設的繞行基礎設施共同構成了一套應急分流網絡，它們能在海峽受擾時把一部分桶量直接送往紅海或阿曼灣裝船，從而把“完全斷流”的極端情景，壓縮成“擁堵、延誤與溢價”這樣的可管理衝擊。
關鍵在於，這些管道並不等於能夠替代霍爾木茲海峽。因爲真正的瓶頸從來不只在管道本身，而在端口儲罐、裝船窗口、船舶週轉、保險與金融結算能否同步擴容；一旦市場進入應激狀態，名義能力會迅速折算成遠小得多的“有效出口能力”。
全球原油市場日消耗量約爲1億桶。瑞信能源高級副總裁兼地緣政治分析主管豪爾赫·萊昂表示：“中東的替代基礎設施可以用來繞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輸油通道，但淨影響仍然是原油供應的有效損失，約爲每日800萬至1000萬桶。”
沙特的東-西石油管道（Petroline）全長746英里，始於布蓋格（Abqaiq），橫穿沙特，輸送原油到紅海。但如果沙特走紅海，意味着其更依賴紅海-曼德海峽方向的航運安全；阿聯酋有最典型的繞行工具，把阿布扎比陸上處理/集輸點的原油，直接送到阿曼灣沿岸的富查伊拉（Fujairah）出口終端，出海口在霍爾木茲之外。阿聯酋走富查伊拉，意味着富查伊拉及其外海會更擁堵、更顯眼、更容易成爲市場恐慌的“價格錨點”。
另外，在伊拉克，其北線經土耳其傑伊漢（Ceyhan）的外輸管道（Iraq-Turkey Pipeline），這條路線讓伊拉克、尤其伊拉克北部出口不依賴波斯灣，理論上天然繞開霍爾木茲海峽。近期該線路相關出口安排也出現過恢復及續約的報道。但它的戰略可靠性高度受制於伊拉克—庫區—土耳其三方政治與商業條款穩定性；在地緣政治衝擊時，這條線往往首先被“政治化”，因此它是繞行方案裏政治彈性最差的一類。
國際危機組織伊朗項目主任阿里·瓦埃茲（Ali Vaez）對媒體表示，通過“推高保險費用和全球能源價格”，伊朗可以對美國以及其海灣產油盟友施加壓力。
全球成本危機
油價高位震盪，能源價格衝擊通過四條主要渠道傳導全球經濟：能源與食品價格上漲削減實際收入；供應鏈與貿易流中斷；金融條件收緊；不確定性導致企業和消費者信心下降。
美國勞工統計局3月11日週三公佈數據顯示，2月核心CPI（剔除食品和能源）環比上漲0.2%，同比增速維持在2.5%，爲近五年來最低水平。惠譽國際評級（Fitch Ratings）美國經濟研究主管奧盧·索諾拉（Olu Sonola）對《財經》表示，這份CPI報告乍看之下似乎令人安心，但這可能忽略了更深層次的問題。CPI可能被低估，且它仍然低於美聯儲最爲關注的個人消費支出（PCE）通脹指標。對於政策制定者而言，真正的關注點在於核心PCE，該指標目前仍接近3%，並且未來幾個月可能會走強。如果伊朗衝突推高能源價格，並蔓延至核心通脹，那麼通脹仍將是一個現實風險。
華爾街投資者與美聯儲當前均處於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之中，市場的方向感越來越依賴於原油價格走勢和霍爾木茲海峽的最新動態。另外，戰事持續已經引發美國國內的反戰情緒。民調已顯示，美國民衆對伊朗軍事行動的支持率處於歷史低位。民調稱，有近六成美國人反對或強烈反對特朗普政府對伊朗動武。有50多個城市的民衆日前舉行遊行集會，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對中東的軍事幹涉。
對美國總統特朗普來說，選民對經濟的感受將直接影響今年11月的中期選舉。特朗普及共和黨日前開始釋放速戰速決的意願。在中期選舉壓力、國內治理疲態、民意波動與社會撕裂的背景下，特朗普始終有一種強烈需求：需要一個足夠大的事件，重新定義全國輿論的中心。對伊朗動武不僅是一次對外軍事行動，也是特朗普押注在短時間內把美國公衆的關注點從生活成本和治理困境，切換到又一次勝利和他領導力的彰顯。它也有助於特朗普整合黨內分歧，強化其作爲在危險世界中敢於贏的強人形象。
但特朗普選擇伊朗發動戰爭是一場走鋼絲繩的冒險，他需要一場能製造勝利感、卻不能顯著抬高生活成本的戰爭。而伊朗恰恰是最不適合做這種政治操作對象的國家。如果霍爾木茲海峽的供應問題導致油價持續上行，戰爭很快就會變成美國人擔憂的家庭成本議題，後者纔是真正決定中期選舉的結果。
PNC金融服務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格斯·福徹（Gus Faucher）對《財經》表示，當前形勢依然高度不穩定且充滿不確定性。評估潛在經濟影響的最有效方法是考慮最壞情況：即霍爾木茲海峽貿易往來中斷數月，導致布倫特原油價格持續高於每桶100美元。如果原油價格如俄烏局勢後那樣，持續數月高於每桶100美元，預計2026年實際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將放緩約0.4個百分點，總體CPI（消費者價格指數）通脹率將上升約0.5個百分點。
美聯儲前主席、美國前財政部長耶倫最新表示，取決於伊朗衝突對石油市場影響持續多久，美國經濟增長將受到衝擊，同時通脹壓力也會加大，這將使美聯儲的決策更加複雜。美聯儲正在陷入“滯脹困境”：降息刺激增長將加劇通脹，緊縮控制物價又將拖累經濟復甦。市場已定價“更高更久”的路徑。
此次衝擊不同於2022年俄烏衝突後的能源價格飆升：當前經濟初始條件更弱，私人部門轉移支付減少，需求積壓已釋放，勞動力市場收入增長放緩（2025年僅約1%）。這使得全球經濟更易陷入“滯脹”局面——通脹頑固+增長放緩。同時，戰爭導致軍費激增，彈藥消耗、海軍護航、能源補貼等疊加高油價推升通脹指數化支出，美國財政赤字將進一步擴大。預計2026財年赤字可能增加2000億-4000億美元。美債收益率曲線整體上移，長端財政風險溢價上升。若美聯儲維持高利率，債務利息支出將雪上加霜，信用評級風險隱現。美債避險屬性短期失效，拋售趨勢可能延續。
原油價格的上漲正在這場地區性軍事衝突中迅速轉化爲對全球通脹與經濟增長的系統性衝擊。特朗普過去慣於先以高壓姿態拋出強硬政策，隨後又在現實壓力下回撤，這種典型的“TACO”式操作，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市場對其威懾的持續定價能力。隨着衝突外溢範圍迅速擴大，局勢已不再是靠一兩次政策口風調整就能輕易安撫的短期擾動，而是在真實供給層面形成了不斷累積的連鎖反應。特朗普已經讓伊朗摸清了他的價格底線——即不斷飆升的能源價格。
能源衝擊已開始沿着能源貿易鏈條向中東周邊、亞太以及歐洲等主要原油買家全面傳導。亞洲能源進口的大部分來自中東，世界上很少有地區像亞洲這樣對中東石油和天然氣供應的減少如此敏感，隨着原油價格飆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亞洲各國政府被迫採取越來越極端的措施，一方面保護消費者免受油價大幅上漲的衝擊，另一方面限制能源使用，以防在這場看不到盡頭的衝突中出現能源短缺。
對中東產油國而言，問題不只是價格波動，而是船貨能否按時裝運、保險與航運成本能否承受、出口現金流能否維持。一旦關鍵航線受阻，哪怕只是階段性延誤，也會立刻壓縮這些國家最核心的財政收入來源，令本就高度依賴石油出口的財政體系承受巨大壓力。對於買方國家而言，風險則從“價格上漲”迅速升級爲“物理性缺貨”——市場不再只是擔憂油貴，而是擔憂根本買不到足夠的油。
原油供應中斷對實體經濟的打擊，往往不是停留在上游，而是通過煉化體系向整個工業鏈和消費端層層放大。煉廠在原料短缺與採購成本飆升的雙重擠壓下，被迫降負荷運行，進而帶來成品油、化工原料、航空燃料等下游產品的同步收縮。其結果不是單一商品價格上升，而是整個工業社會運轉成本的再定價：物流成本上升，製造業投入品上漲，農業和交通行業壓力陡增，最終推高更廣泛的終端物價。這輪油價衝擊並非只是能源板塊的局部波動，而是在向更廣義的輸入型通脹演化。
更危險的是，當絕對價格持續衝高之後，經濟系統會逐漸從“成本推動型通脹”滑向“滯脹式壓制”。一方面，能源價格上漲繼續推高通脹，迫使各國央行在降息與穩增長之間更加掣肘；另一方面，企業利潤和居民購買力又被高油價持續侵蝕，需求端開始出現明顯的負反饋。企業縮減投資、居民壓縮非必要消費、工業活動邊際放緩，這意味着價格還在漲，但增長卻在下滑。市場最擔心的，正是這種“通脹未退、需求先冷”的組合，因爲它會使政策空間急劇收窄，也會讓全球經濟更快逼近滯脹區間。
也正因爲如此，這輪衝突的性質不再只是某幾個當事方之間的地緣對抗，而是在高油價、供應中斷、財政惡化、通脹外溢和增長放緩的多重壓力下，逐步演變爲一個牽動更多國家核心利益的全球性風險事件。當衝突開始威脅到主要買家的能源安全、產油國的財政穩定以及全球貿易體系的正常運轉時，外部力量介入的意願和必要性都會顯著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