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8日，南昌北郊的刑場，氣氛肅殺。
幾聲清脆而沉悶的槍響，結束了江西省原副省長鬍長清的生命。
這位新中國成立以來，因貪腐被判處死刑的最高級別官員，在走向生命終點前，沒有表現出太多的恐懼，反而對着法警留下了一句令人錯愕的話：“我可以載入史冊了。”
一句狂言，震驚四座。
一個即將伏法的貪官，爲何心心念唸的不是懺悔，而是能否“載入史冊”？
“知足常樂”的墨跡與“永不知足”的人心
胡長清在官場上有一個頗爲風雅的名號——“書法家”。
他確實在中國書法家協會掛着會員的名頭，其作品也曾被人追捧。
他最喜歡題寫的四個字是“知足常樂”。
諷刺的是，他把這四個字送給了無數人，卻唯獨沒有留給自己。
翻開胡長清的履歷，前半生堪稱一部寒門子弟的奮鬥史。
他出生於湖南常德的貧困農家，爲了湊學費，曾挑着蘿蔔走十幾裏山路去賣。
憑藉着刻苦和努力，他參軍、提幹、轉業，一步步從底層走進了北京的機關大院。
在調任江西之前，胡長清在同事和領導眼中，是一個能幹事、有水平、兩袖清風的好乾部。
然而，人性的閘門一旦打開，慾望的洪水便一瀉千里。
1995年，胡長清調任江西省省長助理，手握實權的他，心態開始失衡。
他發現，在這個新的環境裏，能制約自己的人似乎變少了。
曾經被壓抑的貪念，如同雨後春筍般瘋狂滋長。
胡長清的腐敗，並不僅僅是簡單的金錢交易，他將其包裝在了一層“文化”的外衣之下。
他利用自己的“書法家”身份，玩起了“雅賄”的把戲。
一幅字，可以是幾萬，也可以是幾十萬。
一幅《松鶴長春》圖，被商人以35萬元的價格“收藏”，這筆錢，在90年代末的中國，足以在北京買下一套不錯的房子。
他甚至定下了不成文的規矩：想見他本人，先交5萬元的“敲門費”。
短短四年多，胡長清瘋狂斂財摺合人民幣高達544萬餘元，平均每天受賄超過一萬元。
這些錢，他不敢存銀行，怕留下痕跡，便用報紙包成一捆捆，像囤積冬儲大白菜一樣，碼放在情婦家衣櫃的頂層。
那個曾經爲了幾塊錢學費發愁的少年，最終被自己對金錢的病態渴望所吞噬。
他親手寫下的“知足常樂”，與他藏匿在陰暗角落裏的鉅額現金，構成了一幅絕妙的諷刺畫。
他的人生悲劇，恰恰源於對“知足”二字的徹底背叛。
從“兩袖清風”到“落馬第一人”的權力魔咒
如果說貪婪是胡長清墮落的內因，那麼失控的權力就是催化這顆毒瘤惡性膨脹的催化劑。
胡長清在北京工作多年，爲何能基本保持清廉？
到了江西，爲何又迅速腐化？答案或許就在於權力環境的變化。
在北京，作爲國家部委的副局級幹部，胡長清身邊有更高級別的領導，有更嚴密的監督體系，他的權力被關在制度的籠子裏。
他自己也曾坦言，在北京時，飯局上有人勸他“別人都在收，你怕啥”，他內心動搖過，但終究不敢越雷池一步。
到了江西，胡長清從省長助理一路升到副省長，手中的權力急劇膨脹，分管的是土地、城建等最容易產生尋租空間的領域。
這面放大鏡，不再照出他的謹慎，反而將他骨子裏的貪婪、虛榮和狂妄放大了無數倍。
他開始編造自己曾是某位中央領導祕書的謊言，甚至花錢買了一張北京大學的假文憑，來包裝自己的“含金量”。
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出現在1999年的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上。
作爲“江西館日”活動的總負責人，胡長清在開館儀式當天，竟毫無徵兆地“失蹤”了。
他關閉手機，撇下所有工作，用一張名爲“陳風奇”的假身份證，帶着假護照和數萬美元現金，祕密飛往廣州，只爲與情婦私會，併爲其購置豪宅。
這種在重要公務場合公然“玩消失”的荒唐舉動，徹底暴露了他的無法無天。
巧合的是，中央組織部當時正準備調他回京任職，卻怎麼也聯繫不上他。
這一反常現象，立即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覺。
一張無形的大網就此撒開，最終在廣州的中國大酒店將他抓獲。
被捕時，他的褲兜裏還揣着爲情婦購買的房產證。
從一個被組織信任、前途光明的副省級幹部，到一個企圖外逃的階下囚，胡長清的急速墜落，深刻詮釋了“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句名言。
他最終成爲了那個“第一人”——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被判處死刑的副省級高官。
這或許就是他扭曲心態中，唯一能抓住的“歷史地位”。
他用生命，爲自己追求的這份所謂“榮光”買了單。
在走向刑場的那一刻，胡長清或許真的認爲自己能“載入史冊”。
他確實做到了。
只是，他被載入的，不是功臣名錄，而是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反腐案例集。
參考資料：
原副省長鬍長清被槍決前一小時的對話
2020-10-19 09:43·長安武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