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一名精神科醫生，我每天都在跟形形色色的患者打交道。他們坐在同一張就診椅上，訴說着不同卻又相似的故事……”在《安定此心》中，一位北京精神科醫生講述了自己從業12000天的故事。
知名專家姜濤，是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以下簡稱“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曾獲第二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京城好醫生”獎·優秀好醫生獎。他從事精神科臨牀已有30餘年，其間擔任精神科病房主任20餘年。
在多年行醫的過程中，姜濤積累了大量臨牀診療病例，在雙相情感障礙、抑鬱症、焦慮症、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礙以及酒藥物成癮等多個精神科常見疾病方面有豐富的診療經驗。在診療過程中，不僅重視患者的疾病改善與痊癒，更加重視患者社會及家庭功能的康復及迴歸。
兩年前，他開始覆盤人生中診療的近50個典型案例，並將其中15個案例書寫成《安定此心》一書，藉此告訴大家：精神疾病並不可怕，它和其他疾病一樣，可以識別、可以治療；真正的理解始於看見傷痛，真正的治癒來自接納與和解。
1月中旬，姜濤在北京安定醫院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講述自己在精神科30餘年的守望，並回顧了中國精神醫學不同時期的變化。
入職第一天 我就想逃離這裏
北京安定醫院創建於1908年，新中國成立後更名爲“北京市精神病防治院”，曾在地壇公園、國興衚衕、北鑼鼓巷等地設立院址。上世紀50年代，該院在冰窖口衚衕建成德外分院。自1961年開始，德外分院正式更名爲北京安定醫院，併成爲該院總院所在地。
1993年，姜濤從哈爾濱醫科大學畢業，被分配至北京安定醫院。正式報到的第一天，醫務處處長帶領姜濤去了住院部。按照要求，姜濤作爲新人醫師需要在住院病房輪轉五年。當時，北京安定醫院正在建設新的住院樓，院內共有600餘名住院患者，被劃分爲10個病區。成爲住院醫師後，姜濤需要每週六天在醫院值班，睡覺也必須在醫院宿舍。“當時的治療方案比較單調，醫囑也都大同小異，無非是劑量上的差別。我們除了跟着上級醫生開開藥，平時也沒有太多事可做。”姜濤回憶道。
儘管那時工作中的治療相對簡單，但是姜濤遇到的住院患者則完全不簡單。對於一位剛剛踏入精神科的年輕人而言，在這裏可以見到許多難以置信的事情。姜濤在女病區接手的第一位患者是身患雙相障礙的張阿姨，翻看她的病歷時，姜濤發現61歲的張阿姨已經是第46次住院，“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精神科，出院從來不是終點，對多數患者而言，這只是另一段艱難旅程的開始——疾病反覆發作，患者反覆入院，就像陷入一個無解的循環。”
在住院部，年輕的姜濤見過不少被家屬領來住院的患者，尤其是精神分裂症或妄想性障礙等重性精神病的患者，他們由於缺乏對自身精神狀態的認知能力，總是抗拒住院系統治療，所以姜濤常常看到不少由親屬以哄騙的方式進行非自願強制性住院的患者。姜濤坦言，沒有人樂意住院，總有患者會想要逃離這裏，然而姜濤的心裏也在想：“我比你還想離開呢。踏進北京安定醫院的第一天，我就想逃離這裏。”
起初，姜濤看不到工作的意義，只想“臨時”在北京安定醫院工作，尤其在工作的頭一年，他從沒有停止過投簡歷、找工作。就在這份工作合同即將到期時，另一所醫院的錄用通知也在姜濤的手中，他似乎就要與精神醫學分道揚鑣了。然而，一位女大學生被父母攙進了醫院，姜濤對她進行了救治，同時也改變了正處在職業岔路口的自己。
她拯救了我的職業生涯 從此再沒想過離職
1996年冬，臨近寒假的大二學生吳同學進入北京安定醫院就診。她是北京人，考入外地大學，自大一下學期開始失眠，情緒不穩定，且開始自言自語，大學老師帶領吳同學前往當地精神專科醫院檢查，被診斷爲“精神分裂症”。
當吳同學的父母來醫院探視時，總會拉着姜濤，紅着眼眶對他說：“姜醫生，你一定要救救她，她還這麼年輕啊……”面對這樣的囑託，姜濤總是心懷愧疚。他認爲，精神分裂症就像大腦裏的寄生藤蔓，可能會被藥物修剪，但想要徹底剷除卻很難。
那時，姜濤總在病房裏跟患者聊天，瞭解他們的病情。在與吳同學聊天時，姜濤隱約感覺她的邏輯清晰、語言完整，不像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思維。“精神分裂症患者典型的臨牀表現是思維障礙，其認知、情感、意志和行爲等精神活動都不協調，脫離實際，現實檢驗能力下降，只沉浸在自己的主觀世界中，會產生具體且豐富的幻覺形象，但對周圍的人和事漠不關心。但她不一樣，雖然她也存在幻覺和妄想，但她產生幻覺和妄想是繼發於情緒症狀，跟心情波動存在高相關性。”姜濤解釋道。
回顧兩個月的住院治療過程，姜濤發現吳同學的情緒像坐過山車般劇烈起伏，其他表現也不符合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特徵。姜濤決定請吳同學的父母到辦公室，進一步瞭解吳同學的成長經歷。“通過他們的講述，我大致拼湊出這個三口之家這些年的軌跡，那是上世紀90年代中國普通工人家庭的典型縮影。”她的父母從國營廠下崗後，四處打零工，但家裏最困難的時候，女兒考上了大學，他們一家要應對的是女兒的學雜費。爲了減輕家庭負擔，吳同學一進大學便開始勤工儉學，做兼職掙錢，晚上在學校附近的小餐館打掃衛生，週末去做家教、發傳單。“上課、考試、打工，滿滿的日程表，讓吳同學好似一根被拉伸至極限的橡皮筋，時時緊繃着。大一還能勉強支撐，到了大二課業壓力越來越大，考試科目加到十幾門，這根橡皮筋終於禁不住持續的拉拽，崩斷了。”姜濤談道。
“大一寒假回來，這孩子整天悶在屋裏不動彈……可到了暑假，她又像換了個人，變得活潑開朗。”吳同學母親提到的這一個細節，再次讓姜濤意識到，這些行爲正是雙相障礙的經典軌跡——冬季時常常會抑鬱，而夏季時會有一種病態的亢奮。“我着手調整用藥方案，減少抗精神病藥物的劑量，每天三次查房，我都在筆記本上密密麻麻記錄着她的情緒波動。”姜濤告訴她的父母，雙相障礙就像是高血壓，雖然需要長期用藥，但是控制好了可以正常生活，“這是最好的希望，一定不要放棄”。
又經過了近兩週的治療，吳同學出院了。出院後的一個多月，她的情況基本穩定，重新回到校園。她一直遵醫囑按時喫藥，她的母親每隔一段時間給姜濤打電話，電話中是一個個好消息，比如：她拿到了系裏一等獎學金；她畢業後進了研究所；她要結婚了……“姜醫生，幸好我們沒有放棄，你還記得嗎，你反覆說不要放棄。”她的母親說道。
“曾經，我以爲精神科的診療總是靜水深流，無法經歷其他科室那樣的救死扶傷、驚心動魄。直到那天，看着她離開的背影，我才真正懂得，我們筆下的每一張處方都承載着一個靈魂的重生。它不僅關乎一個病人的喜怒哀樂，更可能是在重繪一個家庭的未來。”姜濤感嘆道。同時，他認爲，只有從“疾病分類”精確到“個體化治療”，用心琢磨，才能從蛛絲馬跡中捕捉到病症間的細微差別，爲患者帶去希望。
在進入北京安定醫院1000多天後，姜濤再也沒想過離開，一直做到了現在。“細想來，與其說是我救了吳同學，不如說是她救了我，拯救了我的職業生涯。”
與國際診斷系統接軌 中國精神醫學逐步走向科學
從事精神科臨牀30餘年，姜濤親歷了中國精神醫學從封閉、匱乏到逐漸開放、走向科學的轉變。比如，在上世紀90年代，雙相障礙被稱作“躁狂-抑鬱性精神病”，指既有躁狂或者輕躁狂發作，又有抑鬱發作的一類心境障礙，而絕大多數患者都被診斷爲精神分裂症。此外，當時國內在藥物選擇上也較爲有限。
據姜濤介紹，由於當時受限於治療條件，治療手段只能採取最原始的“對症處理”，當患者陷入抑鬱時，一般使用阿米替林等三環類抗抑鬱藥強行提升情緒。“這種藥物就像一把雙刃劍，在緩解抑鬱症狀的同時，也埋下了‘轉躁’的隱患。而且，患者往往會迷戀服藥後的欣快感，拒絕減藥，導致躁狂發作。‘轉躁’後，又不得不用碳酸鋰、卡馬西平等心境穩定劑，將高漲的情緒強行壓下去。這種‘按下葫蘆浮起瓢’的治療方式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大躁之後必有大鬱，而每次躁狂發作得越劇烈，隨之而來的抑鬱就會越嚴重。若是現在，張阿姨的治療方案可以使用更優化的心境穩定劑，承受的副作用會小很多，生活質量也會隨之提升。”
2001年，國內精神障礙的分類與臨牀診斷標準CCMD-3（《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與國際診斷系統“ICD-10精神與行爲障礙分類（世界衛生組織1992年發佈的疾病分類標準）”接軌。即由中國精神醫學領域發佈的國家標準CCMD-3，用於精神障礙的分類與臨牀診斷，強化臨牀診斷路徑、細化雙相情感障礙分型、調整精神分裂症診斷標準至兼顧陽性症狀與功能評估實現迭代更新。
因此，住院治療的模式也在發生改變，患者的住院週期縮短，住院部的週轉速度加快。住院，只是整個治療系統工程的一環。“以前，許多病人都要先住院三個月進行觀察和康復，而現在的住院週期基本上是20天左右。一般是處於急性期的患者需要住院，比如有兩害性行爲的患者必須住院，或者是雙相障礙期間躁狂發作，或是酒精性幻覺症等患者，需要在醫院觀察他們的治療效果和自制力恢復的程度。
等到他們出院以後，還需要家庭、社會，以及社區的康復機構給予他們支持。現在，大家的社區都有精神病防治醫生，他們具有網格式管理模式，一個轄區醫生可以定期對該轄區的患者做隨訪。如果這些工作可以做到位，那麼患者回歸社會康復的效果會好一些。待急性期病情和症狀緩解之後，患者除了喫藥，也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心理治療方向，與心理治療師建立治療聯盟。在心理治療過程中，如果心理治療師發現患者病情波動，就會馬上中斷心理治療，讓患者回到精神科去治療，這是一套治療系統工程的流程。”姜濤介紹道。
此外，爲了破除公衆的刻板印象，姜濤還解釋了電休克治療。他認爲，大家所說的“電擊”是被影視劇中所妖魔化的療法，而在臨牀上的“電休克”只是一個急性期的物理治療手段，有時是打破患者進入惡性循環的最佳選擇。這一療法通過短暫且適量的電流刺激大腦，誘發全身性癲癇樣抽搐發作，從而讓大腦中的神經遞質快速重新分佈。雖然可能造成暫時的近期記憶喪失（多半是大腦默認相對不重要的信息，比如昨天晚飯喫了什麼），但能快速恢復系統運行，且不會影響遠期記憶，讓患者儘快恢復配合治療的能力，爲後續治療創造條件。
姜濤曾給抗拒喫藥的吳同學採用電休克療法。“此後兩天，當她第一次主動接過藥片時，護士差點兒歡呼出聲，這個微小的動作，標誌着我們終於奪回了治療的主動權。”
安定此心 從正視自己的情緒問題開始
早在十年前，姜濤就很想梳理和記錄自己多年行醫過程中積累的臨牀診療病例，萌生這一想法是因爲北京安定醫院的一位老專家的舉動。
2015年，從事了一輩子臨牀的老專家，希望將自己手寫的病例做一個總結，好讓年輕醫生作爲參考，但因其身體原因，未等梳理和發表，便已離開人世。由於病例的年代久遠，且是手寫，未有電子版作爲考證，於是這好幾摞的手寫病例只能存於北京安定醫院的院史館中。
同樣熱愛臨牀的姜濤，希望像這位老專家所希望的那樣，既梳理了自己30餘年的工作，也能給年輕醫生傳授經驗，此外還可以爲患者及其家屬提供一些幫助。然而，之後的數年，姜濤忙於門診，鮮有空閒時間，此事便擱置了。直至最近兩年，他開始挑選出自己診療過的近50個典型病例進行集中書寫，完成《安定此心：我當精神科醫生的12000天》一書。“寫這本書的過程，於我而言是一次漫長的心理治療。每一個案例的覆盤，都是對行醫30餘年的一次反向解剖——用文字的柳葉刀，重新審視診斷背後的社會脈絡，以及治療之外的人性微光。我發現自己寫得越多，就越能理解‘偶爾治癒，常常幫助，總是安慰’的深意。”姜濤感嘆道。
姜濤總是想起在醫學院課堂上的一位老教授的話：“別忘了，你將來要治的不單單是人的病，也有生病的人。”直至今日，姜濤仍然以此爲目標，儘可能地幫助患者及家屬，希望他們可以少走彎路，少花冤枉錢，及時接受正規合理的治療。在今年1月初，姜濤遇到了一位在網上受騙的患者，因爲聽信網上的某個心理治療師一句“保一生痊癒”，被騙了38萬元。姜濤搖搖頭，感嘆道：“有時我會‘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希望大家不要花沒用的錢，要把錢花在刀刃上，及時到正規醫院接受治療，我們精神科醫生都有善良之心。”
儘管精神科醫生遇到的很多患者都已進入了疾病的急性期，大多都錯過了治療或干預的最佳時機，但是姜濤仍然想讓更多人知道精神疾病與感冒、高血壓、糖尿病一樣，都是身體的一部分在呼救。它有藥可醫，有路可走。“不論是身體疾病還是心理疾病，預防永遠比治療重要。對於易感人羣，要經常減壓，釋放自己的情緒，比如大吼、運動、聽音樂，或者是讓自己放空。同時，在日常生活中，大家要儘量做到生活規律，通過自制力，讓自己不熬夜，不讓情緒堆積在心裏。安定此心，從正視自己的情緒問題開始。早發現，早干預，就能走出困境，迴歸正常而充實的生活。”（原標題：真正的理解始於看見傷痛 一位精神科醫生的12000天 北京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