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切爾·凱特（Rachel Kyte）在COP30上發言。圖片來源：國際可持續發展研究所（IISD）
“即便在當前複雜多變的地緣政治環境中，氣候與能源領域的合作依然能夠發揮穩定局勢的作用，併成爲推動全球進步的重要動力。”
文| 《財經》研究員 黃凱茜 馬銘澤
編輯 | 馬克
英國已重返全球氣候外交的前沿。2024年9月，英國工黨政府任命雷切爾·凱特（Rachel Kyte）擔任英國氣候特使——這一職務曾被上屆政府撤銷。氣候特使同時向英國外交大臣與能源安全與淨零排放大臣彙報，職責是致力於在氣候與清潔能源領域的高級別外交參與。
凱特曾擔任世界銀行氣候變化副總裁與特使、聯合國祕書長髮起的“人人享有可持續能源倡議”特別代表，是國際氣候談判領域的資深人士，她在《巴黎協定》達成的過程中，在氣候融資議題上發揮了關鍵的推動作用。
正在巴西貝倫舉行的聯合國第30屆氣候大會（COP30）上，氣候融資是英國代表團的關注重點之一，尤其是如何爲發展中國家適應與減緩氣候變化提供資金支持。談判議題方面，英國已與包括歐盟在內的83個《巴黎協定》締約方共同發起了推動全球制定“化石燃料退出路線圖”的倡議。在本次大會主要議題之一的公正轉型方面，英國代表團支持制定關於公正轉型的政策工具箱，併爲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組成機構提供相關指導。
在COP30前夕，凱特對話《財經》，表示中英在綠色金融、碳市場建設、電力市場改革、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與生物多樣性的等方面有廣闊合作空間。“我們將繼續與中國合作，通過外交手段推動全球氣候行動，同時通過務實的技術合作，在現實世界產生可衡量的影響。”
以下是對話內容節選：
《財經》：《巴黎協定》達成已有十年，當時的氣候雄心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您認爲本世紀內力爭將地球升溫控制在1.5°C（攝氏度）的目標是否仍然可以實現？
凱特：首先，必須肯定我們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取得的巨大進展。《巴黎協定》仍然是目前最有效的全球框架，它確實帶來了實質性的成果。這個多邊機制讓地球從原本超過4°C的升溫路徑上，轉向當前2.6°C的水平。這就是集體行動的力量。
與此同時，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大幅下降，投資快速增長。這不僅反映了氣候政策的作用，也反映出清潔能源在經濟上越來越具競爭力。
以英國爲例，我們的淨零經濟在2023年-2024年間增長了10%。在中國，從電動車到光伏、電池等清潔能源產業，正在成爲經濟增量的重要支柱。這些例子都說明能源轉型正在發生，並在推動經濟繁榮。
但是，我們目前確實脫離了1.5°C的軌道，而且拖延轉型的代價正在不斷上升：基礎設施受損、極端高溫導致的生產力損失、供應鏈中斷……氣候變化的影響已不是未來風險，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且加速惡化。
因此，我們必須坦誠地面對挑戰的規模。要讓1.5°C目標仍有希望，取決於四點：
·全球排放必須立即達峯，各國應提交與1.5°C目標相匹配的2035年NDC（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
·全面落實2023年COP28全球盤點的承諾，包括2030年前可再生能源裝機增加三倍、逐步擺脫化石能源；
·顯著增加對南方國家（Global South）的資金支持，以推動公正轉型，釋放新興經濟體潛力；
·最重要的，是重申對多邊主義的承諾。
方向已經非常明確，但我們必須共同加快速度。
《財經》：氣候資金一直是談判中最具爭議性的焦點之一，如何縮小分歧形成共識？
凱特：資金始終是氣候談判中最艱難的部分。但應對氣候變化和自然損失，是符合所有國家的核心利益的，它能強化能源安全和糧食安全，並通過綠色轉型推動經濟增長。
我們需要走出“誰來買單”的二元式爭論，應該探索可擴展、更公平的解決模式。具體而言，應該採取一種更多元化的“全來源”（all sources model）融資框架，納入公共、私營、多邊與慈善資本。資金應投向效果最顯著的領域，尤其是適應氣候變化與發展韌性方面。同時，要改革現有的金融體系，使資金能夠更高效地流向最需要的地方。
歸根結底，這關乎爲所有國家構建一個更可持續的未來：建立更強的夥伴關係、更具韌性的經濟體系，留給後代一個更安全的地球。
《財經》：當前更多佔據全球注意力的是經濟下行壓力、貿易爭端和地緣政治衝突，氣候議題在國際多邊議程中有所弱化，如何才能提高各方應對氣候問題的積極性？
凱特：的確，全球注意力正在被多重挑戰分散。但氣候變化並不是一項孤立議題，它與地緣政治緊密相連。氣候變化會加劇環境的脆弱性，引發人口流動，削弱經濟韌性。如果忽視它，反而會令其他問題更難解決。
我們必須重新把氣候和能源政策錨定回有關經濟和安全的討論中。能源轉型直接關係到競爭力、能源安全和長期增長。
其次，必須戰略性地利用多邊平臺，例如G20（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峯會）、COP（聯合國氣候大會），以及各類國際金融機構，把氣候問題持續放在外交議程上。
再次，要動員規模化的融資。使用混合融資工具和風險化解工具，並推動國際金融機構改革，以撬動私營資本，特別是引導其更多流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
最後，我們要講好氣候行動的“故事”，要清楚傳遞這樣一個事實：氣候與能源政策能帶來切實的就業、創新和安全。公衆需要了解，氣候行動不是負擔，而是一種戰略優勢。
這不是靠渲染危機來重新吸引注意力，而是要讓人們看到，在當下所面臨的諸多挑戰中，氣候行動其實是最明智、最具前瞻性的回應。
《財經》：英國與中國開展氣候合作的空間有多大？在更廣泛的緊張局勢下，哪些共同點或合作機會仍然存在？
凱特：在氣候領域保持合作至關重要。
擁有龐大人口規模的中國，同時也是全球最大的可持續能源投資國。無論是煤炭、可再生能源、交通、電力系統還是土地利用方面，中國的政策選擇將深刻影響全球的碳排放軌跡。
我們也清楚，能源轉型爲中國和英國帶來的機遇是巨大的，關乎能源安全、優質就業、更好的生活質量和可持續增長。這些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真正的戰略利益。
中英兩國之間已經存在許多合作基礎，並有進一步深化的空間，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綠色金融：倫敦和上海都是全球金融中心，可以在標準、信息披露和資本動員方面加強合作，推動可持續投資；
·碳市場建設：英國是最早建立碳市場的國家之一，中國則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碳市場體系，雙方在技術、方法學等方面的合作潛力很大；
·電力市場改革：兩國都面臨在傳統電力系統中消納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挑戰，雙方加強協作，有望加速部署可再生能源，提高電網韌性；
·基於自然解決方案與生物多樣性：從可持續農業到生態系統修復，中英兩國在相關議題上擁有共同關切，且合作正在不斷深化。
氣候危機不會因爲地緣政治而暫停，我們的應對也不應停滯。
《財經》：在氣候與能源領域，英國與中國的互補性體現在哪裏？未來有哪些合作機會？
凱特：中英兩國在全球能源轉型中的優勢高度互補。
英國的優勢在於市場設計、監管創新和金融體系架構。例如，碳排放交易體系（ETS）和差價合約（CFD）機制有效促進了投資、降低了成本。我們的法律和政策框架支撐着淨零目標的雄心，也在海上風電、能效提升、能源系統集成等領域積累了深厚經驗。
英國在2024年9月正式關閉了最後一座燃煤電站。這一里程碑式的轉變依靠的是明確的政策信號、市場機制改革，以及對清潔能源的持續投入。我們認爲，這一模式具有可借鑑性，也希望更多國家能夠走上類似路徑。
中國的優勢在於無可比擬的規模和速度。中國在太陽能、風能和電池等技術部署上處於全球領先地位——僅2024年新增的可再生能源裝機就超過了全球其他國家的總和。中國通過試點項目推動政策創新，也體現出務實且具適應性的改革路徑。
這使雙方在市場機制等關鍵領域形成了強有力的契合點。通過共同學習和技術交流，兩國有望在塑造全球標準方面發揮實質性的影響力。
此外，中英兩國也共同承擔着幫助發展中國家推進能源轉型的責任，使全球轉型更加包容、公正、有韌性。
即便在當前複雜多變的地緣政治環境中，氣候與能源領域的合作依然能夠發揮穩定局勢的作用，併成爲推動全球進步的重要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