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圍繞美國社會“斬殺線”引發的系列問題再度引發關注，民衆流離失所、流浪街頭的現狀，與美國長期宣揚的“持槍反抗暴政”“民主權利”形成鮮明反差，而明尼蘇達州近期發生的警察持槍暴力事件，更將這一矛盾推向臺前。
據悉，明尼蘇達州近期接連發生警察持槍濫用職權事件，多名民衆遭槍殺，警方暴力爲所欲爲的行爲引發廣泛質疑。長期以來，美國社會流傳着“持槍可反抗暴政”的說法，宣稱民衆持有槍支即可抵禦強權壓迫，但現實卻與之相悖——槍支的普及非但未成爲民衆反抗暴政的保障，反而爲強權擴張提供了藉口。
對比中國語境下的警方用槍規範，不難發現明顯差異。在中國，即便警方使用槍械存在合理情形，即便未造成刑事犯罪，若出現誤傷等情況，通常也需承擔相應責任，即便無需承擔刑事責任，民事賠償也難以避免。而中國實行嚴格的槍支管控政策，民衆普遍無槍，反而保障了社會層面的公平與安全。
在美國，槍支普及的背景下，警方的“假想防衛”和“城堡法則”被過度濫用。警方可因懷疑民衆持有槍支而提前採取極端措施，“城堡法則”則允許民衆在自家範圍內以暴力手段應對他人，看似賦予民衆防衛權，實則對普通弱者收效甚微，反而進一步強化了強權的權力。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民衆的反抗意識正逐漸被消解，近期出現的“北美懦夫”一詞，正是對這一現狀的生動描述。即便面臨流浪、被“斬殺”等困境，美國民衆的遊行示威也多以“跪着”的形式進行，缺乏實質性的反抗力度，與此前部分聲音指責“中國人跪着”的論調形成諷刺性對比。
深層來看，美國資本通過一套“看不見的網”——信用體系，將民衆牢牢束縛。這套體系下，民衆的反抗行爲會被記錄在案，進而影響就業、貸款、居住等方方面面：有不良記錄者可能無法找到工作、被要求立即償還貸款、生活成本急劇上升，甚至被社區驅逐。更關鍵的是，民衆的財富多以賬戶信息形式存在，而非實物資產，一旦因反抗或質疑被封控賬戶，即便有錢也無法使用。
此外，信用體系的束縛還延伸至通訊、社交等領域。在美國，維持手機上網等基礎通訊服務成本高昂，流浪民衆獲取信息的渠道本就狹窄，若被信用體系拉黑、禁止註冊社交軟件，等同於被判定“社會性死亡”，喪失信息獲取和人際交流的基本途徑，進一步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美國所謂的“持槍權”，本質上成爲強權合理化暴力的工具。警方以“假想防衛”爲由，可假定抗議民衆持有槍支，進而採取致命手段，甚至當街殺人也能找到藉口。而民衆即便持有槍支，也因被信用體系、通訊網絡等層層束縛，無法形成有效的反抗力量，最終淪爲資本和強權主導下的“信用奴隸”。
從愛潑斯坦案中民衆聲援、抗議聲音的缺失，到日常遊行中民衆的“跪着請願”，不難看出，美國宣揚的“民主權利”“持槍自由”，實則是一套束縛民衆的枷鎖，看似賦予民衆更多權利，實則讓民衆陷入更深的奴役，凸顯出美國社會深層的體制性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