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 《科技導報》2026年第4期科技新聞-深度報道
極地科考年籌備升溫——地緣政治爲2032年極地研究蒙上陰影
挪威科考破冰船“王儲哈康號”將參與大規模北極研究項目
（圖片來源：Science）
未來10年，挪威科學家將從斯瓦爾巴羣島至北極點，在北冰洋廣闊海域部署衛星、水下無人機和科考破冰船，研究這一快速變化的區域。這項耗資1億美元、爲期10年的“北冰洋2050”項目於2026年2月2日在北極前沿會議啓動，旨在探究季節性海冰消退開闢的新航道，以及海洋環流變化對魚類資源的影響。
作爲挪威迄今規模最大的研究項目，它也是首個在第5次國際極地年（IPY-5）旗幟下啓動的計劃。國際極地年通常每50年舉辦一次，但IPY-5將於2032—2033年舉行，距上一屆僅25年，原因在於科學家擔憂若再等待，兩極可能已發生不可逆變化。
美國麻省大學阿默斯特分校地質學家Julie Brigham-Grette曾領銜北極水域沉積物鑽探項目，她表示：“這可能是我們最後一次在北極夏季仍存海冰的國際極地年。我們亟需建立基準，量化過去25年間氣候究竟改變了多少。”
然而科學家籌備極地研究之際，地緣政治已投下陰影。美國研究者正艱難應對如何向對氣候研究持謹慎態度的白宮爭取參與支持。俄烏衝突則凍結了與俄羅斯科學家的多數合作，使北極大片區域無法進入，並促使俄羅斯制定自身IPY-5計劃。挪威研究理事會高級顧問Jon Børre Ørbæk坦言：“當前充滿焦慮與不確定性。”
首次國際極地年（1881—1884年）受奧地利探險家Carl Weyprecht啓發，他呼籲在北極開展爲期1年的同步觀測。儘管IPY-1未產生根本性發現，卻奠定了基準線，使現代科學家得以確認北極變暖速度達全球平均水平的3~4倍。
中國“雪龍2”號破冰抵達北冰洋中央區的第六短期冰站作業點
（圖片來源：新華社）
突破性發現來自1957—1958年的IPY-3：在南極設有科考站的12國確認該大陸蘊藏全球2/3淡水資源。同樣歸功於IPY-3的還有美蘇共同發現範艾倫輻射帶——地球磁場捕獲帶電粒子的區域。麻省理工學院等離子體物理學家、美國南極研究科學委員會首席代表Allan Weatherwax評價道：“那是在地緣政治緊張時期完成的卓越科學。”2007—2009年的IPY-4則深化了對冰蓋穩定性和海平面上升風險的認識，並建立了持久觀測網絡。
如今IPY-5已鳴槍起跑。除“北冰洋2050”外，德國阿爾弗雷德·魏格納研究所與國際夥伴正籌備“南極同步”計劃，將於2027年在南極及南大洋開展系列野外考察。更多項目仍在規劃中，IPY-5優先事項包括：與原住民社區建立更公平的研究夥伴關係、探究北極氣候變化的社會影響，以及運用人工智能解析海量數據。
美國籌備工作2025年5月開局良好，美國國家科學院、工程院和醫學院（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 Engineering , and Medicine , NASEM）極地研究委員會舉辦了IPY-5研討會，該委員會曾協調美國參與上屆極地年。但政治風向已變。極地研究委員會雖仍存續，但NASEM官員表示“在當前環境下，該小組的‘可持續資金’可能面臨挑戰。”因此，美國IPY-5主導權或轉移至聯邦機構。
鑑於白宮對氣候研究的疑慮（退出2015年巴黎協定、計劃解散國家大氣研究中心），如何框定美國參與並確保充足資金成爲難題。美國阿拉斯加大學費爾班克斯分校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Robert McCoy表示：“有辦法聚焦科學而不必使用‘氣候變化’字眼。”
策略之一是強調IPY-5對國家安全的回報。McCoy舉例：威脅阿拉斯加村莊的海岸侵蝕與凍土沉降研究，同樣適用於海岸雷達站。阿拉斯加大學費爾班克斯分校凍土專家、北極研究政策長期設計者Larry Hinzman補充：“國家安全需要準確掌握海冰運動，而海冰恰是氣候動力學的關鍵組分。”
俄烏衝突構成另一重大障礙。戰爭即將進入第5年，已破壞關鍵北極合作。McCoy透露，衝突前，阿拉斯加大學費爾班克斯分校科學家與俄方同行剛達成協議，共同研究西伯利亞凍土區可能由甲烷爆炸形成的大規模塌陷坑。Brigham-Grette表示：“合作戛然而止，‘堪察加半島火山長期合作項目亦同。戰爭還促使國際海洋鑽探計劃取消在俄羅斯附近北冰洋海底採集沉積物的計劃。’我整個職業生涯都在等待從那裏獲取巖芯。”
尤爲重大的損失是無法獲取俄羅斯監測凍土融化碳排放的站點數據——到2100年，這些排放量或與大型工業化國家相當，加速全球變暖。美國北亞利桑那大學的生態系統生態學家Ted Schuur表示，爲彌補俄羅斯數據缺失，阿拉斯加和加拿大正新建監測站。
被西方多數合作排除在外的俄羅斯，正自主推進IPY-5項目。俄羅斯國立水文氣象大學擬定的清單包括：擴建北極科考站、開展凍土退化考察、研究注入北冰洋河流的生態，以及提升北極碳氫化合物開採效率。IPY領導人表示，將俄羅斯納入國際IPY-5框架，唯有俄烏戰爭結束後方有可能。
歷屆國際極地年中，科學合作曾抵禦地緣政治逆風。冷戰高潮期策劃的IPY-3被譽爲科學外交的勝利。IPY-5能否與之比肩尚不確定。挪威極地研究所所長Camilla Brekke表示：“國際極地年從來不止關乎數據，更關乎當世界最需要合作時，我們能否依然攜手前行。”
文/ R ichard Stone
（譯自Science，2026，391（6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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