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地方層面的合作有很大潛力，中歐合作扛起氣候大旗符合雙方的根本利益
文｜《財經》記者 韓舒淋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給這個動盪的世界帶來了更多不確定性，其中就包括東西方珍貴的共識：氣候議題。
在特朗普政府的上一屆任期，美國聯邦政府退出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有着重要意義的《巴黎協定》。拜登政府上臺之後，美國又重回《巴黎協定》。如今特朗普再次當選，他已經在競選中明確表示，要再次退出《巴黎協定》。
美國“退羣”，將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產生重大影響，也將給中美這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之間的經貿關係帶來影響。
12月19日，拜登政府在距離離任還有一個月時，提交了美國新的國家自主貢獻（NDC）目標，提出到2035年將美國溫室氣體排放較2005年基礎上減少61%至66%。但所有人都明白，特朗普大概率將拋棄拜登政府的這份政治遺產。
未來四年，中美的能源氣候合作還能否持續，中歐能否共同扛起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旗幟？近日，能源基金會總裁鄒驥接受了《財經》雜誌專訪。
能源基金會是註冊於美國加州的非營利性公益組織，1999年進入中國，致力於中國可持續能源發展，工作內容多與兩國的能源氣候合作相關。鄒驥對特朗普的當選並不非常悲觀，他認爲美國地方層面的努力疊加能源轉型中的商業機會，不會讓應對氣候變化所引發的產業革命發生逆轉。
對中美氣候合作的前景，鄒驥認爲，地方層面的合作需要加強落實，在投資、貿易、技術上都仍然有許多潛力。此外，中歐有機會在氣候議題上形成新的聯合領導力，儘管未來面臨更復雜的地緣政治形勢，但雙方在能源轉型領域的合作符合共同利益。
《財經》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他在氣候問題上的消極態度引發許多擔憂，這對全球和中國應對氣候變化行動有何影響？
鄒驥 美國作爲世界上最發達、最具影響力的國家，“退羣”毫無疑問是負面影響，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失去了中美的聯合領導力。
過去十幾年的實踐證明，全球氣候多邊進程的推進離不開中美的聯合領導力，中美合作對全球氣候行動起了決定性作用。
美國若是再次“退羣”，其2035年實現電力部門淨零排放的目標，其國家自主貢獻都會受影響。特朗普政府也可能削弱《通脹削減法案》（IRA）裏清潔能源部分的實施，削弱氣候問題的政治勢頭。
但是同時我又沒有那麼悲觀。
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還有新的驅動力，一個是地方層面（sub-national）的動力還在，比如加州這類重要的州，本身就是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又是很多高新技術公司所在地，有州層面應對氣候變化的立法、政策和傳統。
另外，在IRA和《兩黨基礎設施法》實施的這幾年，在刺激政策的驅動下，共和黨執政的州也有很多清潔能源佈局，很多州政府已經進行了投資，這些投資關聯本地的經濟發展和就業，很難倒退。
更重要的是一大批企業也已經完成了大量投資，是要尋求回報的。這會推動相關綠色技術真金白銀地往前走，這個產業革命是一個客觀存在的趨勢。
儘管美國的影響力很大，美國的退出對應對氣候變化損失也很大，但是畢竟還有中國、歐盟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我們經歷了第一次美國退約，事實證明氣候進程還在往前推進。
當然這要付出額外的努力，和上一次美國退約相比，如今地緣政治影響更加複雜，需要給予足夠關注。
此外，中東國家過去在全球氣候進程中相對保守，如今他們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投資迅速提高，這是過去沒有的。
中國的驅動作用也至關重要。中國在新能源領域的產業革命惠及全球能源轉型，並且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戰略保持了連續性，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其發展路徑的創新，未來潛力巨大。
《財經》 美國兩黨政府對中國新能源產業的進口都延續了關稅政策，關於中美在地方層面的氣候合作，過去也有一些協議，但似乎很難落到實處，地方合作究竟前景如何？如何落地？
鄒驥 地方的合作有很大的潛力和空間，也確實需要落地，不僅僅停留在省州間的諒解備忘錄。真正需要落地的，我認爲是投資、貿易和技術的合作。
美國氣候政策實施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就是加州，其目標是2045年要碳中和，現在加州非化石能源發電量佔比達到了60%左右，其中有超過37%來自風電和太陽能。我與加州能源資源委員會（California Energy Commission）主席交流，加州風光佔比上升很快，但沒有影響電網安全，其中一個重要的措施是加強了儲能的裝機。加州累計部署了超過8GW（吉瓦）儲能，超過全美儲能容量的一半，而其中大部分儲能產品來自中國。這就是實實在在的合作。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靈活的市場機制來支持電網調度。在風光佔比越來越高之後，如何應對其挑戰，加州的容量市場、輔助服務市場等市場機制值得借鑑。最近，能源基金會參與主辦了中美綠色電力發展學術對話，在政策法規、管理機制、電力市場交易等方面保持學術界、專業界的交流和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能源基金會也在做一個投資促進平臺，推動美國的新能源和氣候相關技術企業來中國做交流，期待建立起溝通機制，促進雙方在氣候領域的投資。中美之間要做的是促進商業落地，促進就業和稅收，如果大家都遵循市場規則，總會有落地的機會。
《財經》 中、美、歐三方在能源氣候議題上的立場對全球進程影響重大，歐洲也開始對中國的新能源產業施加貿易壁壘。在美國可能“退羣”的背景下，中歐之間在能源氣候產業上的前景如何？
鄒驥 中歐之間肯定是有得談。10月底我們曾在歐洲組織雙方企業代表交流，大家認爲中國直接向歐洲出口低價產品很難持續。如果中國企業想在歐洲有進一步發展，可能需要用投資換貿易。另外，生產線也應該靠近市場。
我判斷歐洲對中國的投資相對比較開放，中國企業有機會在當地建廠，給當地帶來稅收和利益。只要遵循科學原理、市場邏輯、認可氣候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觀，堅持這三點，大家就有共同語言。
從歐洲的實際利益來講，他們需要降低能源成本，提高能源安全性，也需要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能源危機加速了歐洲的能源轉型，此時中國提供物美價廉的光伏、電池、風機產品，符合歐洲利益。無論地緣衝突如何演變，歐洲向可再生能源轉型符合其根本利益。
政治層面上，的確面臨一些現實阻力。歐洲議會和一些主要國家右翼勢力崛起會是不利因素，但歐洲若不堅持多邊主義，不扛住氣候大旗，它就喪失了它的比較優勢，有損其戰略利益。並且歐洲的轉型目標是通過立法來推進的，儘管行政當局的更替可能影響其積極性，但歐盟綠色新政的一系列法案應該會持續有效。此外，英國新政府上臺後，在氣候問題上也會更加積極。
反過來，中國也有機會加強與歐洲的合作，創造新的聯合領導力，拯救、推動多邊進程。雖然很不容易，但雙方都應該更加積極主動，在綠色低碳技術和貿易上創造更多機會。
責編 | 王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