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關於民生“斬殺線”的討論持續升溫，其中美國住房問題與房產稅的關聯尤爲引人關注。記者梳理發現，在美國，“無家可歸”是民生“斬殺線”的重要標誌，而持續攀升的房產稅，正是倒逼民衆陷入住房困境、推高“斬殺線”的關鍵推手，其背後折射出的民生壓力與制度差異值得深入探討。
據悉，當前美國住房指數持續走高，房價已攀升至歷史新高，多地房價較以往上漲數倍。不同於普通商品漲價的影響，美國房價的飆升直接帶動了房產稅的大幅增長——美國房產稅以房地產評估價值爲稅基，按一定比例徵收，稅基隨房價波動正向調整，各地稅率普遍在1%-3%之間，已成爲美國居民住宅消費中的第二大支出。這意味着，即便民衆全額購入房產，也需持續承擔高額房產稅，在當前美國持續貨幣寬鬆、印鈔量增加的背景下，房價上漲本質上反映了美國的印鈔水平，而房產稅的同步攀升，進一步加劇了民衆的住房負擔。
從歷史數據來看，房產稅的上漲幅度更爲驚人。相較於黃金價格的漲幅，房價的上漲已屬溫和——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破裂時，黃金價格僅爲35美元/盎司，如今已攀升至4000-5000美元/盎司，漲幅超100倍。黃金價格的暴漲直觀反映了美國的通脹壓力，而這種通脹壓力同樣傳導至房地產市場，推動房價與房產稅同步走高，形成“房價漲、房產稅漲”的惡性循環。
然而，與房價、房產稅的高速上漲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民衆的收入增長卻相對滯後。儘管美國政府支持各行各業漲薪，甚至總統爲罷工漲薪活動站臺，但通脹帶來的食品、醫療等各類支出增長速度，遠超收入增長速度。更值得關注的是，美國房產稅作爲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約佔地方政府總財政收入的50%以上，其收入主要用於公共事業，但也意味着地方政府存在持續上調房產稅的動力，進一步加重民衆負擔。
住房負擔的壓力不僅侷限於有房羣體，更直接衝擊着租房羣體——這部分人羣恰恰是美國民生“斬殺線”的主要波及對象。在美國，房屋出租者需將房產稅成本轉嫁至房租中，導致房租價格遠高於房產稅金額，使得租房成爲一項高昂開支。數據顯示，美國住房援助體系的受益者僅佔總人口的2.7%，保障性住房房源稀缺，且自蘇聯解體後，美國政府便基本停止了保障性住房的新建工作，即便有相關補貼，合格申請者平均也需等待25個月才能獲得援助，大量低收入羣體難以承擔租房成本，最終陷入破產、流浪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與中國的住房市場存在本質差異，這也導致房產稅的影響截然不同。有觀點曾以“租售比”指責中國房價過高，但忽略了中國未徵收房產稅這一核心前提——中國住房市場中，即便遠郊房源、農民宅基地租賃價格低廉，也無需承擔房產稅成本，民衆租房壓力相對較小；而美國所謂的“低價房源”多位於鄉村，距離工作區域動輒數十公里，核心區域房價實則高於中國，再疊加房產稅負擔，安居成本遠超中國民衆承受水平。
進一步分析來看，房產稅的徵收邏輯還暗藏深層民生隱患。此前有觀點提出“持有多套房多徵稅、持有一套房不徵稅”的房產稅方案，認爲其能抑制高房價，但這一思路實則存在明顯漏洞。在美國的實踐中，房產稅的最終負擔主體往往是租房羣體，即便首套房免稅，房價下跌帶來的資產縮水會影響有房羣體，而租房羣體則需持續承擔包含房產稅成本的高額房租；同時，房價下跌會導致政府土地出讓金收入減少，最終可能倒逼政府擴大房產稅徵收範圍，甚至向全民徵收，屆時即便是持有一套房的低收入羣體，也會隨着房價上漲面臨越來越大的房產稅壓力，進一步推高民生“斬殺線”。
業、、房產稅本質上是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支撐——美國依賴房產稅維持公共服務、養老金髮放等政府職能，而中國則依靠土地出讓金保障政府收入，支撐基建、民生等各項支出。若盲目照搬美國房產稅模式，不僅會推高民衆住房負擔、擴大“斬殺線”覆蓋範圍，還可能導致政府收入不穩定，進而影響各項民生保障政策的落實。
綜上，美國房產稅的持續攀升，不僅加劇了民衆的住房負擔，更成爲推高民生“斬殺線”的關鍵因素，導致大量低收入羣體因無法承擔房產稅、房租而陷入生存困境。這一現象也警示，房產稅的徵收需結合本國國情，充分兼顧民生承受能力，避免因政策失衡加劇社會民生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