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涵是上海一所大學的輔導員，同時也是學院的心理專員，過去八年，每年她都會遇到有自殺意圖的學生。2025年，她管理的200多名學生中就有7名提過自殺，考試不理想、失戀、室友矛盾等都可能讓部分學生產生自殺念頭。
在2025年年終述職時，她看到學校心理中心的PPT上寫着學生心理諮詢量同比增長了60%。
不僅是這所學校，在經濟觀察報採訪的多所高校，學生的心理諮詢需求在過去幾年均有大幅增長。江蘇一所重點高校的數據顯示，2025年的心理諮詢量比2019年增長了30%左右，顯著高於學校招生人數的增長比例。
室友矛盾找警察
張涵常常爲學生缺乏基本的社交能力感到驚訝。每學期都會有學生向她提出調換宿舍，原因常常是室友間不協調的生活習慣，但當張涵問及“你是否告訴對方你的期望”，學生往往回答“沒有，不知怎麼開口”。
她觀察到，學生們在宿舍裏幾乎都會拉上牀簾，簾子裏的人不知外面的人是否準備打遊戲，外面的人不知簾子裏的人是否在睡覺、會不會被吵到，彼此不溝通全靠猜。發生矛盾後，學生間無法自行解決，只能要求輔導員調換宿舍。
更讓她不解的是，如果調換宿舍的訴求沒有得到立刻解決，不少學生的解決方式是直接報警。面對這樣的問題，警察往往也很無奈。
還有比報警更極端的情況。因宿舍調換未能立刻解決，一名學生情急之下致電學院領導並以言語威脅，在未得到立即答覆後，該學生情緒激動，竟試圖跳樓。
在顯性衝突之外，更多的學生難以找到與同學、朋友舒適相處的方法。
鄭飛在北京一所985高校連讀了本碩。2023年，鄭飛開始讀研一，他發現自己對任何事都提不起興趣，除了上課以外幾乎記不住別的事情。漸漸地，他感到好像有一股力量輕輕掐住了他的脖子，使他呼吸不暢。他意識到自己已經出現軀體化症狀。
2024年春天，鄭飛預約了學校的心理諮詢。鄭飛的心理壓力主要來自peer pressure（同輩壓力）。
讀研後，鄭飛與同學小林談了戀愛。兩人都讀人文學科，很聊得來。但小林成績極好，在豆瓣標記看過近2000部電影、三四百本書，每本書都會寫長評，而鄭飛只看了百十來本書。小林性格也更外露張揚，更敢表達，鄭飛則更內斂。小林一做課堂報告，鄭飛就低頭做自己的事。在私下聊天時，鄭飛也會感到壓力。
高中時，鄭飛也曾遇到同樣的問題。當時他是班上第一名，和第二名是好友。第二名非常活躍，上課會大聲回答問題，但鄭飛習慣悶頭做題。鄭飛心中有些嫉妒，又不願受到影響，就告訴自己不要去聽、不要受影響，結果“越不想聽，就越會去聽”。
這兩位同輩的外向性格，都讓鄭飛感到“邊界感被侵犯了”。他甚至產生了被威脅感：“他們都有點想扮演權威，會凌駕於我，好像他們的自我很大，會把我的自我壓扁，我會覺得憑什麼。”
這樣的同輩壓力，也出現在張涵組織的學生同輩訪談中。張涵發現學生們一方面很自大，覺得自己很行，另一方面又很自卑，看到其他同學比自己有錢、績點高、拿更多獎項時，學生們會直接用“嫉妒”這個詞，同時感到自卑。
在6次諮詢中，諮詢師逐漸陪伴鄭飛拆解開那些使他感到不舒服的細小的感受，併爲他指出大概的原因。諮詢師認爲鄭飛還不夠認可自己，自我價值表現非常低。
有時那位諮詢師會給鄭飛下一些結論，比如“請你相信，你需要認可自己”，並隨即追問鄭飛：“當我這樣說，你的感受是怎樣的？”鄭飛很喜歡這樣的交流方式：“他這樣問讓我很有安全感，我感到可以敞開心扉。此前很少有人能這樣陪我去探索。”
現在的鄭飛已幾乎擺脫那些困擾。他逐漸領悟到“就算是再親密的朋友或對象，在心理上都要保持一定距離”。養成了這樣的心態以後，他和小林的關係更融洽了。
鄭飛很感謝這段諮詢。“即使諮詢師的答案不完全是我真正需要的，我現在還時常能想起在那個狹小的空間，我被完全地尊重，漸漸打開自己。他給了我一個去努力探索的方向，逐漸地把自己的信心、認可一點一點建立起來。我也看到了兩個人對話時互相尊重的範例。”
帶病進大學
“大多數學生的問題來自未成年時期，基礎教育中缺乏對人的關注，當然不只是學校的責任，家長也在卷孩子，整體氛圍導致很多孩子的人際支持不足。”在江蘇一所重點高校心理中心負責人看來，整個社會太強調成績，讓教育偏離了應有的方向。
在張涵的班級裏，有不少被診斷患有精神疾病的學生，她發現患有雙向情感障礙的學生背後往往都有“虎爸虎媽”，這些學生在中學階段由於家長的極高要求患了病，帶病進了大學。
陳羽和她的諮詢師也發現了這個癥結。
陳羽是一所985大學的研三學生，2023年讀研後，陳羽就有記憶力衰退、做噩夢、語言組織能力退化等問題。2024年底，陳羽在醫院確診了抑鬱症和焦慮症。
陳羽有時會自我否定，諮詢師認爲陳羽對自己要求很高，因爲她從小到大都被人嚴苛地審視、經常被責怪，所以她總是鞭策自己趕緊把事情做好，否則可能會受到懲罰。
陳羽是長女，她有兩個妹妹一個弟弟。在家裏，她不得不做各種意義上的榜樣，“我是家裏最省錢的孩子，成績也最好，但如果我說我不想讀博，或者我打遊戲，他們就會否定我，什麼事情都會扯到我是老大上，我從來沒感受過家庭的支持”。
更嚴重的問題在於家庭暴力。初中時，有次陳羽喫着早餐，父親一直在罵她，她難以忍受，重重放下飯碗，準備去上學。父親抄起掃帚就打她的腿和頭，直到硬生生把鐵桿打斷。陳羽的腿疼了一個月。她不想回家了，母親不同意，還讓她給父親道歉：“你不應該對長輩摔碗。”
“你能想象你10歲的樣子嗎？那是一個正在路邊哭泣的小孩。你現在要做的就是陪伴這個小孩。你可以對她說，‘我知道你很害怕任務沒完成，會有很可怕的後果’。你可以抱抱她，拉起她的手，告訴她其實沒關係。”諮詢師讓陳羽想象，其實她的身體裏住着很多這樣的小孩子，她們有不同的需求，各自代表着陳羽內心的某種情緒。
現在面對焦慮時，陳羽也會想象有一個10歲的小孩對她說：“你快做事呀，不然就完了！”陳羽學會了和那個小孩商量：“我理解她的焦慮也是爲我好，但那個小孩的指令和擔憂可能都是不準確的，比如災難化的後果可能不會到來。那我可以和她精確地商量，比如今天就寫500字，先玩一下，一會就去寫，行不行？”
她也從諮詢師那裏感受到此前幾乎從未體會過的溫暖。因爲壓力太大，2024年，陳羽開始大量抽菸，2025年底，她成功戒菸了，諮詢師爲她感到很開心。這種態度和母親的態度完全相反，當陳羽母親得知她抽菸後十分震驚，崩潰大哭，“她流露了出超強的厭惡，覺得我怎麼變成這樣”。諮詢師告訴她，“我也是個母親，如果我女兒這樣，我只會很心疼她”。
諮詢師緊缺
學生心理諮詢需求的增長，讓不少高校的資源供給面臨壓力。
在上述江蘇重點高校，2019年時就出現了心理諮詢資源緊張的情形。心理困擾不嚴重的學生預約排隊有時需要一個月左右。2020年後這所學校增加了專職諮詢師人數，並在校內外招聘了多名兼職諮詢師，但仍面臨專業人員緊缺的情況。
“現在心理困擾不嚴重的同學可以在10天內接受正式諮詢。”該校心理中心負責人介紹，但仍然無法實現“零等待”。學校爲此開通了“初始訪談”，讓有需要的同學可以在很短時間內接受一個較短的會談，提供心理支持。
艾莉在北京的多所高校做兼職心理諮詢師已有十幾年時間。她記得，起初一個學校的兼職諮詢師可能有七八人，現在有20多名。其中一所學校十幾年前只有五六間諮詢室，每天都會有些空閒時段；現在10—12間諮詢室，每天都會約滿。
上述江蘇重點高校心理中心負責人提到，現在學生的心理問題嚴重程度在變高，不是所有的兼職諮詢師都能應付嚴重的心理問題。在他所在的城市，優秀的兼職諮詢師資源不如北京、上海豐富，專業勝任力較高的諮詢師重金難求。
按照2023年教育部等部門印發的《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高校按師生比例不低於1：4000配備專職心理健康教育教師。目前還有部分學校未達到要求。在張涵所在學校，由於專職心理諮詢師缺乏，很多工作落在了學院心理專員身上，但這些心理專員常常身兼多職，心理工作負擔較重，且沒有額外報酬。
保密與上報
優質且專業的心理諮詢資源仍然短缺，有些學生接觸到不夠專業的心理諮詢服務，反而對學校產生不信任的情緒。
陳羽本科就讀於一所211院校。2022年春天，她讀大三，學校下發了一份心理調查問卷，她記得問卷上寫了會保密，於是如實填寫了自己的狀態。過了幾天，她收到輔導員通知，讓她去單獨做一份評估。
去做評估時，她看到了好幾個同班同學，覺得很尷尬。現場的老師態度很差，問了幾十個問題，比如“你最近一段時間裏是不是感到更加抑鬱”。陳羽有時感到難以直接回答，想解釋下自己的感受，老師就會嚴厲地打斷：“你只需要回答我‘是’或‘否’。”
評估持續了20多分鐘，陳羽覺得像是被審問。這種不適的感受讓她無法信任這所學校的心理諮詢，直到讀研換了新學校後，她纔開始尋求校內心理諮詢的幫助。
阿文是東部一所理工院校的專職諮詢師。他告訴經濟觀察報，在他們學校做心理諮詢需要簽署知情同意書，其中明確了保密原則，以及保密突破的四條原則，即：存在嚴重自傷或傷人風險、出現幻覺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狀、未成年人或老年人受到侵害時，以及有法律的強制要求。
然而，在實際工作時，許多同行建議如果學生去精神科就診或者服藥時也要保密突破。阿文剛工作時，遇到一名被診斷爲抑鬱症且正在服藥的學生，並不屬於保密突破的情形。督導建議他告知輔導員，阿文當時也擔心這名學生會帶來潛在風險，於是照做了。過了很久，那名學生因爲心理訪談重新和阿文見面，說這件事讓他很受傷害，無法再信任學校。阿文道歉並和學生溝通，但仍感到很內疚。
現在阿文遇到他認爲有必要突破保密原則的情況時，會先和學生溝通，徵得學生的同意，否則，仍按四條原則嚴格保密。
上述江蘇重點高校心理中心負責人介紹，大多數輔導員知曉學生接受心理諮詢，往往是因爲學生存在較高風險，可能傷害自己或他人。他所在的學校，遇到這種情況通常會與學生溝通，討論是否要告訴重要的人（如父母、輔導員），由學生自己選擇。一般不會不經溝通就直接告知。
他表示，《精神衛生法》也有相關規定，監護人有權知情。如果不告知，可能存在法律風險。“不排除個別學校或諮詢師違背倫理，但大多數情況下，核心目的不是告知別人以免責，而是希望有更多人幫助、保護學生，尤其是存在自殺風險時，需要一個支持網絡來維護安全。”
最普通的學生也應被關心
在上述心理中心負責人看來，大學生心理問題的根本不在大學，而在基礎教育和社會氛圍。“大多數學生不是在大學纔出現問題，只不過在大學表現出來而已。很多學生即使不出問題，也缺乏活力、興趣，對人生意義沒有追求。”
他認爲，整體氛圍對人的關心不足，尤其是對成績普通的學生。他提到，清華大學設立有“最普通獎”，這是好的嘗試，引導大家關注普通的羣體，關注人本身。
除了成績之外，學生還有很多需要發展的能力，例如建立積極人際關係的能力，這種能力有利於防治心理問題。這位負責人介紹，丹尼爾·戈爾曼在1995年寫《情商》時就提出要大力提倡青年一代培養情商，認爲情商是最重要的生存能力，智商只佔20%。
“但現在的教育很少關心情商，更多還是關注智商，甚至只是關注知識（不等於智商）。”他觀察到，很多前來諮詢的學生人際能力弱，難以建立良好關係，甚至出現“社恐”。
張涵也發現，有一批學生經歷了長期居家隔離，線下社交能力弱，更依賴網絡解決問題，換位思考、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下降，遇到困難容易內耗。“比如做旅行攻略，以前會問同學，現在用攜程AI或小紅書，能不張嘴就不張嘴。”
在艾莉看來，學生願意接受心理諮詢是一種進步。
十多年前，學生就算有很多困難、甚至需要醫生的治療，也會介意去醫院精神科，諮詢師需要做很多工作，告訴學生去醫院就診能夠更好地幫助自己。現在這樣的情況在減少，在她兼職的一所學校，曾去醫院就診、帶着情緒情感障礙診斷再來學校做心理諮詢的學生，比五年前明顯變多了。
她感到，現在人們對心理和精神類問題接納度變高了，更願意去更好地照顧自己。“社會整體在進步，在一個更文明的社會，我們對幸福、對生命的感受的要求也在提升。現在我們面臨的常常不是關於生存的議題，而是關於怎樣找到生命的豐盈感、怎樣能讓自己的生命感覺更快樂。”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均爲化名 原標題：心理諮詢室擠滿大學生 經濟觀察報 記者張英 劉曉諾 實習記者 田韞莘 吳育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