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初二男生拿起畫筆，沉默地在紙上塗抹。他畫的是一個人被繩子捆住，沉溺於深海，周身纏滿水草，幾近窒息。完成後，他放下畫筆，把畫遞給治療師。
這裏是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的一間診室。那個深陷抑鬱、自傷嚴重的少年，無法用言語描繪內心的窒息感，卻用一幅畫“說”出了自己的絕望。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幾位帕金森患者被輪椅推進診室，起初他們身體僵硬、動作遲緩。在醫師的治療及舞蹈動作的引導下，他們慢慢舒展身體，雙手跟着擺動，動作逐漸流暢，有的人在醫師的攙扶下從輪椅上下來，邁出慎重而期盼的一步......
這些看似“非典型”的治療場景，正在上海多家醫院裏悄然發生。它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藝術療愈。2025年1月，上海市醫師協會音樂與藝術療愈專業委員會（以下簡稱“專委會”）正式成立，是國內首次在醫師協會框架下爲藝術療愈設立專門學術組織，目的是推動藝術療愈的專業化、規範化健康發展。
藝術療愈的邊界在哪裏？藝術療愈效果能否客觀評估？藝術療愈行爲能不能標準化？《新民週刊》記者採訪了多位專家，試圖還原藝術療愈在上海的探索之路。
醫生+藝術家，
國內首個跨界專委會
上海，是國內最早開展藝術療愈探索的城市之一。國內的藝術療愈雖然遍地開花，卻長期處於“有實踐、無系統”的尷尬境地。
藝術療愈是通過音樂、繪畫、舞蹈、戲劇等藝術形式介入心理健康或康復醫學服務的交叉學科，其核心是“藝術表達”與“心理干預”的結合。由於橫跨醫學、心理學、藝術學、教育學等諸多領域，各專業從業人員之間長期缺乏統一對話平臺，難以形成合力。
專委會會長、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教授謝斌在接受《新民週刊》採訪時介紹，成立專門學術組織正是爲了系統性解決該領域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在跨學科推動方面探索建立“上海模式”。
謝斌介紹，藝術療愈領域有幾個問題非常突出。比如，這幾年打着“藝術療愈”旗號的活動越來越多，有上了幾堂課就敢說自己能做音樂治療的，有用幾個小遊戲包裝成“藝術療愈課程”的。“高質量科研與數據積累匱乏，循證依據不足，同時缺乏統一的專業規範、評估體系以及倫理準則，導致行業水平良莠不齊。”
此外，藝術療愈專業人才培養方面缺乏系統化、規範化的課程、認證、督導體系，專業人才（包括師資）隊伍嚴重不足，且現有隊伍質量參差不齊。
謝斌還發現，公衆對藝術療愈缺乏科學認知，真正有需要的人可能找不到對的路，無法真正瞭解其作爲情緒調節、創傷修復等非藥物干預的價值，甚至被誤導。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音樂治療師張丹丹告訴《新民週刊》，站在臨牀一線，她對概念混淆帶來的問題感受尤爲深切。“我在新華醫院開展兒童音樂治療的臨牀實踐與科學研究，每天面對的是患有自閉症、發育遲緩、情緒障礙或正在經歷病痛的孩子和家庭。當我提到‘音樂治療’時，家屬常常理解爲‘給孩子聽聽音樂放鬆一下’，這背後反映的正是公衆對這門學科專業屬性的認知缺失。”
事實上，音樂治療與“音樂輔助放鬆”之間有着本質區別。在國際專業框架中，音樂治療必須由經過系統訓練的治療師實施，遵循評估—干預—評價療效的臨牀路徑，其目標指向的是明確的治療性改變，而非單純的舒緩體驗。以自閉症兒童爲例，真正的音樂治療需要針對社交溝通、感覺統合、情緒調節等具體靶點設計干預方案，並通過量化工具追蹤進展。
張丹丹說，她擔憂當“音樂療愈”成爲一個過於寬泛的流行詞彙，專業音樂治療師的臨牀價值就會被稀釋。家長可能在某些非專業的商業機構體驗了幾次“頌鉢療愈”或“聲音與冥想體驗”，便誤以爲這就是音樂治療的全部，這不僅無助於孩子及家人核心問題的改善，反而可能讓我們錯失早期干預的關鍵窗口。
除了臨牀醫學專家外，專委會還吸納了心理、音樂、舞蹈、戲劇、書畫、芳香、傳媒等領域的專家，以及腦科學等研究和產業轉化領域代表。謝斌說，專委會的設立目的，是“把藝術療愈拉回科學、專業、循證軌道，給行業設立‘正規軍’標準，讓公衆能夠區分‘娛樂放鬆’和‘臨牀療愈’”。
科學還是玄學？
“標準化”難題
專委會副會長、上海音樂學院人工智能音樂療愈重點實驗室主任劉灝從專業角度剖析了藝術療愈目前面臨的概念邊界模糊的問題。他以音樂療愈爲例指出，真正的音樂療愈需具備三個核心要素：理論基礎需融合心理學、神經科學、音樂學等多學科知識；干預需基於個體評估，制定針對性方案並追蹤優化療效；從業者須經系統培訓、完成實習並獲得專業資質認證。“市場上大量‘療愈’活動，本質上仍是‘聽歌放鬆’或‘藝術體驗’的範疇，可能誤導公衆，甚至延誤治療時機。”
藝術療愈專業要良性發展，首先要對藝術療愈行爲進行界定，並制定相關標準。
謝斌坦言，藝術療愈兼具感性表達與臨牀療愈雙重屬性，標準化是把“主觀、感性、個性化”的東西裝進“客觀、可量化、可同質化推廣”的專業性框架裏，這是全球性的學術難題。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心理醫學科主任醫師陳華以“舞動帕金森”項目爲例，拆解了藝術療愈標準化的複雜性。帕金森病患者的動作特點是“僵、慢、抖”，藝術療愈要爲他們量身定製。”“比如爲帕金森患者設計的舞蹈動作在站立運動中的步態都是向前移動的，不能後退，避免跌倒風險。”
上海市醫師協會音樂與藝術療愈標準化建設工作日前正式啓動，這一消息引發了業內廣泛關注。
專委會副會長、上海大學音樂學院院長王勇教授介紹，標準將逐步落地音樂、舞蹈、戲劇、書畫等主流藝術療愈領域的專屬規範，明確各領域療愈服務的實施流程、操作要求；同時界定從業者的專業技能水平、資質要求，劃分不同場景下的服務標準。此外，標準還將包含療愈效果的科學評估體系。
“藝術感受是主觀的，但醫療行爲必須要有客觀標準。”王勇說，藝術療愈標準化建設面臨多重難點。其一是感性藝術與理性科學的融合難題。其二是跨學科融合的協調難題。其三是本土化適配的落地難題。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主任醫師喬穎說：“啓動標準化工作，其實是想回答一個很實在的問題：當一個人走進藝術療愈的場所，他接受到的服務，到底靠不靠譜、有沒有用？”她進一步闡釋了標準化的四個維度：對“人”的規範，明確從業者資質；對“事”的規範，明確服務流程；對“場”的規範，明確場所環境要求；對“效”的規範，明確效果評估方法。
被藝術打開的“心門”
上圖：上海市兒童醫院醫護人員表演的音樂劇《是媽媽是女兒》。
藝術療愈到底有沒有用？這是很多人腦中的疑惑。在專業人士看來，藝術療愈能發揮獨特的作用，在疾病治療過程中充當“橋樑”。
回到文章開頭那位初二男生，他在畫完“溺水”的畫後，又給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副主任心理治療師劉樂聽了一首日文歌。歌曲的MV畫面中，一個人從懸崖邊不斷下墜，歌詞充滿無助與絕望。男生說：“這就是我的感受。”通過這幅畫和這首歌，劉樂瞬間理解了他無法言說的痛苦——那種被束縛、下沉、孤獨的窒息感。
“藝術療愈一個很大的作用就是具象化。”劉樂感慨，“它把抽象的、模糊的情緒，聚焦到一個地方，讓我們能感知到。就像先打開一扇門，才能看到門後面是什麼。”
劉樂還分享了另一個令人動容的案例——來自成年人徐果（化名）。奶奶去世時，家人怕影響徐果高考而瞞着他，導致他錯過了奶奶的葬禮。因爲這件事，他與父親斷絕來往，心中始終埋着一根刺。在心理劇治療中，他將這段經歷寫成劇本，由其他成員扮演家人。他自己則扮演父親，體驗父親當時的處境。當他在角色中說出“我不敢告訴你，我怕你承受不住”時，多年的恨意開始鬆動。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那麼藝術療愈在中國是否也有本土化的特徵？
專委會副會長、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主任醫師崔松指出，中國藝術療愈的本土化探索是一場“古今對話”。中醫經典《黃帝內經》提出的“五音療疾”理論，將角、徵、宮、商、羽五音與五臟五行相對應，構建了“音—身—心”整體調節的雛形框架。“這並非玄學，而是古人對聲音振動與人體節律關係的樸素認知。”崔松強調，本土化不等於簡單復古，“不能將古籍記載直接套用於現代臨牀。真正有價值的創新，應當是在保持中醫整體觀的前提下，藉助現代科學技術進行轉化和驗證”。
專委會副會長、著名二胡演奏家馬曉輝從民樂角度分享了她的理解。她相信二胡不僅是一件樂器，更是“療愈心靈”的媒介。“二胡的音色接近人聲，溫潤、綿長，當弓毛與琴絃摩擦的瞬間，那種略帶沙啞的振動頻率，能直接觸動聽衆內心最柔軟的部分。中國藝術療愈的本土化特色，恰恰在於這種‘以器載道’的文化深度。”
對於“藝術如何影響人的健康”這個話題，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心內科副主任醫師包麗雯認爲非常值得探索。她認爲，藝術療愈的理論根基應當包含“神經科學”。“藝術療愈從五感出發，接受五感的第一感受器便是神經系統。從神經科學角度，‘五感’是一種‘信號’，大腦的各區域通過改變顱內血流、組織攝氧、葡萄糖攝取應對‘信號’變化，形成環路，進而變成‘體驗’。”
她向《新民週刊》介紹，在高血壓管理的研究中，就曾報道過，規律地聆聽舒緩的、令人愉悅的音樂類型（印度音樂、五行音樂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輔助降低收縮壓3mmHg至5mmHg。
專委會副會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工會常務副主席蘇家春指出，如果能夠通過進一步理解神經迴路的激活路徑，幫助個體優化選擇藝術成分，以引發認知、運動或情感反應，那麼就可以利用它們來幫助大腦功能正常化，甚至優化、強化大腦功能。
藝術療愈並非“玄學”，上海的探索將爲藝術療愈在國內的推廣和規範化提供珍貴的樣本，讓更多人獲得藝術療愈帶來的幫助。（原標題：當藝術療愈成爲“處方” 國內首個藝術療愈專門學術組織成立 新民週刊記者吳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