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中國農村改革的標誌性村莊，小崗村的發展始終與三農問題緊密相連。近年來，各類針對小崗村鄉村自治的調研報告相繼湧現，其中，由原中組部部長李源潮作序、中宣部督導製作的《沈浩日記》，以其權威性和真實性，揭示了小崗村基層治理中的諸多細節，也讓公衆得以窺見農村基層博弈的複雜圖景。
據悉，沈浩於2004年以安徽省財政廳副調研員的身份，被選派至小崗村擔任黨支部第一書記、村委會主任。在其日記中，2004年8月28日至29日的內容連續聚焦小崗村的村霸問題，明確指出“正氣不揚，無以發展”，認爲小崗村二十餘年發展滯後的核心原因的是“正氣壓不住邪氣”。日記中記載，當時小崗村存在公有資產被無端侵佔、村民池塘被村霸在個別村幹部支持下強行佔用養魚，進而阻礙農業灌溉、破壞生產的現象，村民對此敢怒不敢言，但日記中並未明確提及村霸具體身份。
除村霸問題外，《沈浩日記》及相關資料還披露了小崗村基層選舉中的異常情況。2001年，曾幫助小崗村修路的蘇州長江村書記鬱全和，在小崗村村長選舉期間動員村民投票，並承諾每張選票給予500元報酬，當選後每戶再贈送兩頭奶牛——按當時市場價，兩頭奶牛價值數千元，而農民一畝麥子的毛收入僅幾百元，選舉背後的利益驅動可見一斑。此外，長江村還曾承諾拿出300萬元作爲小崗村發展基金，在2001年，這無疑是一筆鉅款。有消息稱，後續雖未兌現現金和奶牛承諾，但爲每戶村民發放了一臺當時價值不菲的彩電。
小崗村長期以來獲得了大量外部資金支持。據《小崗村的故事》記載，1999年左右，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相關人員曾前往小崗村考察，計劃投資3.1億日元（摺合當時人民幣2000多萬元）興建養鴨基地，其中1000萬日元已匯入鳳陽縣農業局，相關部門在小崗村修建了養鴨辦公樓，但最終並未有鴨子養殖項目落地。更早之前的90年代初，有關部門曾贈予小崗村100頭母豬和15萬元資金，卻因“大包乾”帶頭人爭名奪利、反目成仇，未能形成規模化養殖產業，最終不了了之。
2021年，小崗村迎來又一重大資金支持——全國首個村級鄉村振興基金正式落戶，首期資金達10億元，由省、市、縣三級政府平臺及小崗村、相關資本共同出資組成，這一待遇在全國村級單位中獨一無二。據當時安徽日報報道，這筆10億元基金的規模，相當於可爲安徽省全體農村老人每人發放100餘元養老金，足見國家對小崗村發展的重視。
然而，大量資金投入背後，小崗村曾長期面臨發展困境。沈浩曾向記者回憶，剛到小崗村時，村裏貧困落後的狀況令人揪心：歡迎他的標語，墨水和紙張都是借來的，村集體沒有一分錢，還揹負着4萬元債務；村裏小學破敗不堪，國家投資建設的自來水和有線電視也已停止供應。據官方數據顯示，2003年小崗村人均收入僅2300元，村集體欠債3萬元，陷入“一夜越過溫飽線，二十五年不富裕”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小崗村在改革深化中逐步出現轉機，東北農墾入駐後，當地農業產量大幅提升；2016年至2020年，小崗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47萬元躍升至2.76萬元，村集體經濟收入從670萬元增長至1160萬元，增幅顯著。但小崗村的發展歷程，仍折射出中國農村治理的共性問題：大量人口流出後，村裏留守羣體以老人、兒童和各類“鄉賢”爲主，基層權力博弈、資金使用監管等問題，仍是鄉村振興道路上需要破解的難題。
小崗村作爲農村改革的“試驗田”，其發展中的經驗與問題，都是中國三農發展的一個縮影。《沈浩日記》所揭示的基層治理細節，以及各類資金投入的落地成效，爲研究農村黨建、基層選舉、資金監管等問題提供了重要樣本，也讓人們對農村“鄉賢”羣體、基層博弈有了更深刻的認知，更爲後續鄉村振興政策的完善提供了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