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說起這個事兒，得從1952年那會兒開始聊。新中國剛成立沒幾年，西南地區的工作千頭萬緒，中央決定調整領導班子，賀龍接手西南局書記的位子，這時候就需要配幾個副書記來搭手。宋任窮當時在雲南幹得風生水起，是省委書記，還管着軍區的事兒，突然接到調令，讓他去西南局當第一副書記。張際春排第二，李井泉排第三。這看起來挺正常，但宋任窮心裏不踏實，他覺得這個排名得好好掂量掂量。
宋任窮這人，從小在湖南長大，1909年生，早早就參加革命，秋收起義那時候他才十八歲，就帶着農民鬧騰起來了。後來上井岡山，跟着部隊打仗，長征、抗日、解放戰爭，一路走來，積累了不少經驗。到解放後，他負責雲南那邊，處理民族問題、土地改革啥的，幹得有板有眼。但他這個人低調，總是覺得自己資歷比不上別人，尤其是李井泉。李井泉1909年生，和宋任窮同歲，早年也在江西鬧革命，長征時在紅四方面軍，抗日時在晉綏邊區當旅長，解放戰爭打蘭州戰役，進四川后管川西區黨委書記，土改搞得穩穩的。1952年，四川剛合併四個區，成大省，李井泉主持省委工作，累得夠嗆，好幾次倒在崗位上。
賀龍呢，1896年生，比他們大一輩，早年兩把菜刀鬧革命，南昌起義的元老，抗日時120師師長，開闢晉西北根據地，解放戰爭進西北，1949年南下成都，1950年管西南軍區，剿匪、土改都上手。張際春1900年生，湖南人，早年秋收起義，上井岡山，長征、抗日都在政治工作線上，解放後在西南局組織部，兼軍區政治部主任，管軍隊思想改造，那時候任務重，國民黨殘兵思想亂，得慢慢整頓。
宋任窮一聽排名，就覺得不對勁。他感謝組織信任，但馬上想到，李井泉跟賀龍合作多年，默契十足，工作效率高，在大西南時間長，熟悉情況，怎麼想都該排前頭。張際春也行，但軍區事兒多，分身乏術。自己從雲南過來，能專心局裏的事兒，但論資歷，李井泉更合適。宋任窮擔心，賀龍剛上書記位子，爲了避嫌，不想讓自己人排太前，免得別人說閒話。可他覺得，這時候不能光顧着避嫌，得從工作實際出發，李井泉排第三，工作上會彆扭。
於是，宋任窮去找賀龍提意見，希望調整，讓他排第三，李井泉排第一。賀龍聽了，笑着說這是中央定的，大家服從就行。宋任窮急了，強調要考慮西南局的實際情況，李井泉老革命，能力強，在西南久，合適得很。賀龍還是堅持中央決定，他作爲書記，沒權力改。宋任窮後來又找了幾次，賀龍才解釋清楚，主要不是避嫌，而是工作分工。張際春軍區任務重，重心在那兒，李井泉四川事兒大，得管省裏，宋任窮來後能全心局務，這樣排名合理，從實際出發，不是論資排輩的時候。
事實證明，這安排沒毛病。宋任窮上任後，工作出色，協調局裏事兒，推動經濟恢復、民族團結。1954年，他調中央，當副祕書長和總幹部部第一副部長，參與軍銜評定啥的。後來去東北局、中南局、組織部，幹到副國級，2005年才走。賀龍繼續管西南，1954年調體委主任，推動體育，1969年過世。張際春調工業部，1968年走。李井泉在四川、西南局，1989年過世。
這個事兒反映出那時候領導幹部的作風，宋任窮不爭位子，賀龍守規矩，中央考慮全面。不是顯大方，而是實打實爲工作着想。回想起來，新中國早期就這樣，大家一心撲在建設上，排名啥的，都是爲大局服務。
再深挖點，這排名背後的邏輯挺有意思。西南局管四川、雲南、貴州、西藏等地，剛解放，土匪多，民族雜，經濟弱。賀龍上書記，需要班子穩。宋任窮從雲南來，經驗足，能補位。李井泉四川忙，張際春軍隊抓，這樣分工，各司其職，避免重疊。宋任窮急，是因爲他看重團隊配合，李井泉跟賀龍搭檔久，排後會影響效率。但中央看長遠，宋任窮專職副書記，能統籌全局。
歷史上，類似事兒不少，早年革命隊伍裏，排名講究資歷，但建國後，更注重實際需要。宋任窮這態度，體現出老一輩的謙虛，不搶功，不攬權。賀龍也穩，中央定的事兒，不亂動。結果呢，西南工作順利推進，經濟起飛，社會穩定。
說白了，這不是個人事兒，是組織原則。宋任窮後來回憶，服從是根本，但提意見也對頭。賀龍處理得當，沒讓矛盾鬧大。大家都爲革命幹活兒，排名只是工具。
延伸看，1952年是大區調整期，中央局班子重組，賀龍從西北來，帶經驗。宋任窮雲南穩，李井泉四川熟，張際春軍政通。這樣配，互補強。宋任窮覺得李井泉該排前，因爲他革命早，貢獻大，但中央綜合考量，工作量、專職度都算進去。
這事兒接地氣，就跟現在團隊分工一樣，誰管啥，得看實際情況，不能光論老資格。宋任窮急眼兒那下，顯出真性情，不是爲爭位，而是爲工作好。賀龍穩住他，體現領導藝術。
後來發展，宋任窮調中央，證明能力。賀龍體委，推動體育大衆化。張際春工業，李井泉地方建設。各有建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