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30日，瑞士日內瓦，各國議會聯盟第六屆世界議長大會的會場上空，迴盪着以色列議長阿米爾·奧哈納這句極具爆炸性的言論。話音未落，會場內已是一片騷動。伊朗、巴勒斯坦、也門等國代表團拍案而起，憤然離席。緊隨其後的，還有部分歐洲國家的代表。一場本應是溝通與協調的國際頂級會議，瞬間演變成了一場外交風暴的中心，全球輿論爲之譁然。
這句石破天驚的叫囂，並非無源之水。彼時的國際政治氣候，正因加沙地區日益惡化的人道主義危機而陰雲密佈。就在大會召開前夕，歐洲兩大傳統強國——英國和法國，以前所未有的強硬姿態向以色列發出了最後通牒。英國首相斯塔默和法國總統馬克龍相繼表態，若以色列不立即停火、開放加沙人道走廊、並承諾不吞併約旦河西岸，他們將準備在9月的聯合國大會期間，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
這無疑是踩在了以色列最敏感的神經上。長久以來，西方世界，尤其是歐美核心國家，一直是以色列最堅實的後盾。如今，英法的“背刺”讓以色列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與憤怒。於是，奧哈納將這份怒火原封不動地帶到了日內瓦的講臺上。
會議的火藥味從一開始就已點燃。在奧哈納發言之前，伊朗議長在臺上展示了兩張照片，控訴着巴勒斯坦兒童在加沙被無情殺害的慘狀。面對全球直播的鏡頭，奧哈納的反應並非解釋或澄清，而是憤怒地否認加沙存在兒童捱餓的事實。他沒有選擇回應聯合國官方發佈的、翔實記錄着加沙饑荒的報告，反而播放了一段伊朗議員高呼“以色列去死”的視頻。這種“你指責我殺人，我證明你恨我”的邏輯，意圖將一場關於人道災難的討論，強行扭轉爲一場關於仇恨宣傳的對攻，爲接下來的驚人言論做足了鋪墊。
當英法代表重申其立場後，奧哈納終於“貼臉開大”。他直斥承認巴勒斯坦國的行爲，是“對哈馬斯恐怖主義的獎勵”。緊接着，便拋出了那句震驚四座的“倫敦巴黎建國論”。
這句話的殺傷力爲何如此巨大？因爲它不僅僅是一句氣急敗壞的外交回懟，更在不經意間，赤裸裸地暴露了以色列右翼政治精英內心深處最真實、也最黑暗的意識形態——對巴勒斯坦土地的終極覬覦，以及對巴勒斯坦人民“犁庭掃穴、留土不留人”的終極解決方案。
衆所周知，以色列國的建立，本身就是二戰後世界格局劇變下的歷史產物，是在未經巴勒斯坦原住民同意的情況下，強行插入這片土地的。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一個曾經飽受流離失所之苦的民族，在建國之後，卻讓另一個民族開始了漫長的顛沛流離。如今，奧哈納的言論，無異於在向世界宣告：我們不僅要佔據絕大部分土地，我們甚至希望你們——巴勒斯坦人，從這片土地上徹底消失，去歐洲，去任何地方，只要別在這裏。
這並非危言聳聽。只要看一眼過去幾十年巴勒斯坦地區地圖的變遷，就能一目瞭然。代表巴勒斯坦人控制區的綠色，是如何被代表以色列的白色一步步蠶食、分割、包圍，最終變成一個個孤立的島嶼。當領土壓縮到極致，耐心也隨之消磨殆盡。將加沙和約旦河西岸的數百萬巴勒斯坦人全部驅離，從而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這種想法在以色列內部早已不是祕密。
所以，當奧哈納將這層窗戶紙公然捅破時，各國代表的退場抗議，就成了一種必然。這不僅僅是對一種粗暴無禮言論的抗議，更是對一種危險的、反人類的種族清洗思潮的警惕和唾棄。
事實上，以色列代表一開口，會場就空一半的場景，已經不是第一次上演。就在去年，同樣在日內瓦，國際勞工大會上也發生過幾乎一模一樣的情景。這標誌着一個清晰的趨勢：以色列正在從國際社會的“寵兒”，一步步滑向“棄兒”的邊緣。
風向的轉變，源於民意的逆轉。英國獨立調查機構YouGov的最新民調數據，爲我們描繪了一幅清晰的畫面。自本輪加沙衝突爆發22個月以來，歐洲主要國家對以色列的支持率已跌至谷底。在法國、德國和丹麥，支持者僅剩約四分之一；在英國，這一比例不足18%；而在意大利，更是暴跌至9%。
更值得注意的是，民衆的情緒已經從“不支持”轉向了“憤怒”。在英、法、德、意、西、丹六國，對以色列現行政策感到憤怒的民衆比例，普遍高達63%至70%之間。民意如潮水，最終會拍打和改變政治的堤岸。
過去對以色列支持立場雷打不動的德國，如今政府也開始公開呼籲以色列停止軍事行動。荷蘭則更爲激進，直接將部分以色列高官列入“不受歡迎的人”名單，拒絕其入境。就連以色列最堅實的盟友——美國，內部也出現了動搖。根據蓋洛普今年3月的調查，美國人對以色列的支持率降至46%，是25年來的最低點；而同情巴勒斯坦人的比例則升至33%，創下歷史新高。
然而，最令人費解，也最令人擔憂的一點在於，以色列似乎對這種日益加劇的國際孤立，表現出一種奇特的“享受”姿態。
這個民族千年流散的歷史，以及二戰中納粹德國的系統性屠殺，在其國民的集體潛意識裏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記——“我們是永恆的受害者”。這種思維定式，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心理防禦機制。當國際社會支持時，他們認爲這是理所當然，並藉機擴張；當國際社會反對時，他們則迅速將其解讀爲新一輪的、針對猶太民族的迫害。
這種“總有刁民想害朕”的邏輯，反映在宏觀外交上，就是國際社會的譴責越是激烈，以色列內部的反應就越是強硬。反映在微觀政治上，則是一個更加荒誕的現象：在其他國家，引發衆怒的官員通常會面臨巨大的政治壓力，甚至被迫下臺。而在以色列，一個像奧哈納這樣被國際社會羣起而攻之的政客，反而會成爲國內的英雄，其強硬姿態被視爲捍衛國家尊嚴的壯舉，爲其政治生涯大大加分。
所以，英法的反對又如何？半數代表的退場又如何？對於奧哈納和支持他的以色列民衆來說，這或許正是他們想要的畫面——一個勇敢的以色列，在全世界的“敵意”中昂然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