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痛苦，並不是一段時間的低谷，而是貫穿從青春、壯年到老年的持續反覆的陰影。今天我們故事中的主人公，便是如此，五十年來，他看過無數醫生，喫過無數藥，輾轉不同的城市，也在一次次“好轉—復發—再好轉”的循環裏步入退休後的時光。直到七十多歲，才第一次真正意識到：也許自己不是“治不好”，而是從未真正被理解、被接納過。這是汪先生的故事，一位與抑鬱症抗爭半個世紀的退休教師，在暮年重新找回內在秩序與生命尊嚴的故事。
01
他的抗爭，從一場被中斷的青春開始
如果不是汪先生自己告訴我們，很難想象，這樣一位聲音洪亮、思路清晰的老人已經七十九歲了，而且竟然已經與抑鬱症對抗了整整五十年。
他的人生，本該有一條截然不同的軌跡。十八歲那年，他考入一所當時在省內頗有名氣的重點中學，那一屆學生，很多人的志願都是上“北大”、“清華”，包括汪先生本人在內，他們對未來充滿了期待。可命運在 1966 年爲他的夢想按下了暫停鍵，高考取消，汪先生和同齡人一起，被時代裹挾着回到鄉村，青春沒有正式告別，就戛然而止。
他回到農村，務農、勞動。看上去他積極適應；可內心深處，一種說不清的失落與壓抑，正在悄然積累。那時候，沒有人知道什麼是抑鬱症，也包括他自己。
02
第一場發作——沒有名字的痛苦
二十多歲時，汪先生開始出現明顯的症狀，情緒低落、對生活失去興趣、睡眠嚴重受損、整個人像被抽空了一樣。
後來，鄉鎮中學缺老師，他成爲了一名當民辦教師，教學工作讓他暫時有了事做，症狀似乎也短暫地緩一緩，但還是爆發了，最嚴重的時候，一次發作會持續兩三個月。他說：“那種感覺，就是生不如死。喫不下飯，睡不着覺，連洗臉、刷牙都需要極大的力氣。” 而最更讓人難受的，是不被理解。在那個年代，這些都不會被稱爲“心理困擾”，親戚、鄰里、甚至一些家人都無法理解，人們只會批評他想不開，或者勸解說歇歇就好了。
甚至他自己也一度這麼認爲。
03
漫長的求醫路——藥物、專家、反覆失望
後來幾十年裏，汪先生幾乎把所有可能的方式都試過。先是當地和省內的各大醫院、後來又輾轉到上海掛專家號，在那個年代，一次專家門診最貴的甚至要800塊錢，這對一個普通家庭來說，是極其沉重的負擔。可即便如此，他還是一次次嘗試。
然而藥物能緩解，卻無法真正穩定，停藥後復發幾乎是必然。特別是到每年春天，病情就會再次復發。他曾絕望地想：“這種病，也許只能自己扛。”
04
退休之後的危機和轉機
終於到了六十歲退休，原本以爲也許一切會慢慢轉好，可對汪先生來說，卻迎來了更大的挑戰。身份的轉變，原本還能被“責任”和“事務”支撐着的心，突然空了，心中的痛苦反而佔據了更大的空間。有時一年發作四次，身體虛弱，精神低落，整個人像被反覆碾壓。經過這五十多年的折磨，他幾乎已經接受了這樣的人生——可能這輩子，就這樣了。
然後命運最終沒有辜負他一生的堅持和抗爭，轉機在他七十多歲時，雖然很晚但終於到來。他偶然讀到李宏夫老師撰寫的《戰勝抑鬱》一書，第一次看到一種以“覺察、接納和平等心”爲核心的理解方式，他開始嘗試書中的練習。
一開始，並不熟練，也沒有老師指導，只能自己摸索。後來，他通過書上的聯絡方式加入了李老師的讀書會和共修營。此後，他再也不是獨立面對和承受這一切，他聽到別人講述的經歷，才知道原來自己不是怪，原來這麼多人都在這樣同一條路上摸索。
讓我由衷敬佩的是，汪先生以七十多歲高齡，每天早晚堅持靜坐觀呼吸練習，他重新獲得了一種內在的秩序感。他笑得很爽朗，告訴我：“我現在精神比以前好多了，如果年輕時就有人告訴我這些，也許會少走很多彎路”。但他並不怨恨，也不否認過去的痛苦，而是坦然接受過去的一切都不會白白經歷。
現在的他在生命的後半程，終於體驗到了一種久違的安穩。
汪先生用一生的經歷在告訴我們，即使被抑鬱陰影籠罩半個世紀，我們依然有可能重新找回內在的秩序、尊嚴與平靜。這也是對所有仍在黑暗中行走之人的回答，你沒有走錯路，不要灰心、要有信心，有時可能只是需要走得久一點。
